顶着寒风去配信箱钥匙，走了很长的路，住着几万人的大社区，周围只有两个可能存在配钥匙小摊的便民超市，其中一个——尤其悲摧的是，我先走到的那个——师傅还失踪了。于是只好继续前行，到了距离遥远的另一个。这里的配钥匙柜台里坐着一个女人，怀里紧紧地抱着个一两岁的男孩。我说配钥匙，她跟我说配一把三块钱。然后一手接过钥匙，一手仍然紧紧地抱着男孩，很不方便地凑到机器前准备开工。男孩哇哇大哭，她只好安抚，进展很缓慢。这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这个非常狭窄的柜台，接管了这个工作。女人如释重负地退回之前坐着的凳子，男孩还在她怀里，他们用方言交谈着，感觉很愉快，她还特别告诉那男人，这钥匙要收三块钱一把。
　　我安静地站在一旁。昨天物业已经告诉我本地配钥匙的行情，是一块钱一把。我想这女人大概是因为看到我没有问价就要求配钥匙，所以多说了两块。
　　其实我对她的行为没有丝毫不满。我认为配一把钥匙收三块钱很对。配钥匙的科技含量，以及这一家人为了能够在这个充满烟味儿和人味儿的拥挤小超市里配钥匙而付出的经济和情绪的成本，以及他们的孩子不得不从小听着配钥匙机器尖利嘈杂的噪声长大这个事实，使得三块钱一点也不显得多。但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廉价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主流消费者对于这种小型服务业价格总是采取习惯性的低标准，他们不能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收取相对合理的报酬，只好很辛苦地不停动着脑筋，从顾客中分辨出像我这样老实巴交的傻瓜，多收几块钱。这完全不能算是狮子大张口。
　　我默默地想了这些之后，那男人把我配的钥匙递给我，我检查了一下，发现边角很粗糙。于是我递回去让他给修修。“没问题没问题！”他豪爽地答应着，一边把金属毛刺磨平。
　　回家之前，我到楼下信箱那里检验了钥匙的效用，顺便取了一份广告宣传册和两封信用卡的对账单。我想起一个笑话：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的死活吗？那就停止付账单试试看。
　　我这样一个诚实的人，是不会拿这种严肃的事情来做试验的。
　　进了家门，我想起上星期去宝岛眼镜咨询的事，便打了个电话。被告知我咨询的那位员工今天休息，接电话的姑娘问我是否有单据。我说没有，她便请我明天再打。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那位今天休息的销售小姐信誓旦旦地说周一会给我打电话，通知我那副刚买了不到一个月的昂贵的框架开裂的眼镜能不能修理。她温婉而坚决地表示了此事与她无关。如果不是我的提议，她也并没有向厂家询问的打算。
　　我离开的时候她特别地用沉痛的语调对我说：眼镜神马的，不要随便让小孩子拿到啊。这句话让我连对她道谢的心情都打消了。这在我可是很罕见的。
　　放下电话，我抱怨说，我再也不去宝岛眼镜买眼镜了。虽然从学生时代起我就是宝岛眼镜的忠实用户，换句话说，是他们忠实的小肥羊，但是这次我真的挺郁闷。
　　我那副眼镜戴上可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