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西闪
近年来，阎连科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凤凰卫视将阎连科评为“风范大国民”。而阎连科的小说被作家李洱称为“吊睛白额锦毛大虫”。这只老虎特立独行，悲愤而又绝望，濒临灭绝，但“它要吃人，而且不吐骨头。”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昨天与你通电话，你说要去医院，难道是那部关于艾滋病的小说把你累坏了？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不是，我这毛病好多年了，十几年了，主要是颈椎的问题。有时好，有时坏，但每到快到农历年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阵，今年特别难受。
记：我看你身体挺壮的呀。
阎：看起来还可以，纸老虎。
记：我读你的小说，你的小说色彩向来比较深暗，有的文字甚至不给人出口。再见你这个人，还是和想像有差距。
阎：小说的确能反映一个作家的态度，或者一些情绪和看法，但是个人的生活状态还是和小说差别比较大的。
记：我是觉得，那些直面现实的写作会不会对自己造成某种伤害呢？
阎：那肯定是会的。不过反过来讲，人内心有些不舒服的东西，跟朋友聊聊天，和亲人说说话总要好一点。可是一去到像那种很绝望的环境你就会很绝望。哪像在这里，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地方。
记：你的小说，长篇也好，短篇也好，无论是写军旅生活还是农村，往往都有非常极端的矛盾冲突。这种设置很少在其他作家那里看到，而你为什么偏重于此呢？
阎：可能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记：是不是可以说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比较悲观一些？
阎：我想每个作家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是很温情的，很抒情很斯文的，有的是比较灰暗绝望的。实事求是讲，大家在一起谈笑可以，但我对世界的看法的确是比较绝望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常大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那种很灰暗，很奸诈，尔虞我诈，至少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再比如人与金钱的关系。不管多么伟大的人，多么渺小的人，都逃不过这么一个劫难。你看那些高官，他们为什么过不了这一关？那些普通百姓，很善良，也很卑微，他们也过不了这一关。经常我们看到，有的人为了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几块钱，做出超常的事情来。我觉得在金钱面前，人性是一样的。无非因为你是高官，对三万五万不在意，但一百万一千万就说不清楚了。不过是一个数字大小的问题。
再说作家，也是这样。一个作家，只要写好你的作品就行了。说起来容易，可是只要给他一点点权力，他就会放弃写作，去追求权力。这些都是屡试不爽的现象。包括我在内，你今天没有权力，也可以靠写作活着，但一旦碰见金钱权力，也过不了这一关。
记：也许阎先生对世界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说，平常的生活不真实啊。那些美好的事物也是很真实的。
阎：我承认世界上是有美好的东西。人们生活在一起，美好的事物是有的。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像我阎连科那样认识世界啊，我阎连科也不可能像别的作家那样认识世界。但要肯定的是，世界有我们世俗生活的一面，也有超出我们想像的一面。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缺少关心世俗生活的作家，可能是缺乏另一类作家。比如对人性深刻地探讨，对社会敢于表达不同的见解，对我们的历史敢于重新去回顾去反思。说白了，真正敢于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的作家，这是很难得的。
你说这个世界很美好，但是这个世界有非常不美好的地方。
记：你也承认，你的作品对你本人是一种伤害。也有可能，你的作品会对读者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冒犯。因为在我看来，大多数读者是比较脆弱的，他们会不会被你在作品中展示的人性伤害到？
阎：不会，我觉得不会。只要一个读者被这样的小说吸引了，读下去了，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营养，不存在冒犯。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就能全面了解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不是单纯的你好我好的，我们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我们经常讲的、教科书上写的和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它有另外的一面。文学就在这些疏漏的地方有价值。如果这个小说不吸引他，那另当别论。只要小说吸引了他，那就是营养。比如说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比方说《受活》，只要读者看完了，无论如何，那都是和他看到经历过的生活有很大差别的生活，也都是和他曾经读到的故事不一样的故事，这个作家对人对历史甚至有着偏执的观念，但都是好处，没有坏处。
记：你说到偏执，就存在一个如何将偏执化为深刻的问题。因为也有这样的可能，偏执会让作家的写作无法与我们的阅读经验产生共鸣。
阎：每一个作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个人经验转换为读者能够理解的东西。如何突破自己的局限，这是我常常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完全可以走得更远。风格上有更大的变化，小说语言上有更多的丰富性，结构上有更讲究的地方，这都是我在下一步的写作中需要探讨的。更与众不同的故事，更与众不同的讲述，是我追求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变的，你对这块土地的爱和恨，你对人的那种痛惜，你希望表达的大自然与人之间的那种矛盾与冲突。我觉得这些都是不会变的。
记：你在小说中不断表达对人的那种痛惜，人的局限性的确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那么你觉得，人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理想中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阎：虽然我表达了对人的痛惜，但我认为人的未来在哪里，理想中的人是什么样，这些不是我考虑的。我考虑的是在人们中间我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别人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我在做人上做得好一些，用我经常跟人说的笑话那样：“得了颈椎病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低头。”而且我腰椎也不好，不能弯腰的。我的身体不允许我那样子。在文学上，我也要这样去做，不低头，不弯腰。
记：作家也是普通人，无论情感还是思想也都是需要找出口的。那么你怎么处理呢？
阎：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我的出口。不管怎么，你写了一个小说，你的情绪会相对平和一点。
记：我记得王安忆曾经评价你的小说，说很多作家的技巧是没话说的，但是情感上却不充沛，而你的小说在这方面很好。从你的角度看她的评价准确吗？
阎：其实国内写小说写得好还是多。王安忆的《长恨歌》就非常好，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那也是非常好，都很触动我。我觉得好的小说有的是人物塑造得好，有的是故事讲得精彩，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学要表达一种真挚的感情。可能我在写作中是真心的，这一点我是做到的。
中国当代文学我认为处在比较好的时期。当然，我说的好可能跟别人说的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当代作家目前大多数在静心写作，这是最最难得的。
记：不像五年前的中国作家。
阎：更不像十年前。无论比我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都在静心写作，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有可能产生好作品。
记：以前大家都比较浮躁啊，经商、下海、口号、炒作等等，现在为什么这样呢？
阎：还是有一批静不下来。静下来的还是像我们这些年纪偏大的人。中国急剧变化的时期都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么大。那段时期对每一个作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也产生了文学上的空白。而现在呢，作家能够把握到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致脉络了，相对处于一个稳定期，所以大家能静心的原因。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得其所。还有，大家在文学上的欲望也没那么大了。通过文学挣钱，通过文学当官，通过文学拿奖，都不那么现实了，文学就是文学了。文学的水更干净了。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时代给予的变化太多了，这是幸运啊。再年轻的人不可能感受到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历史感了。这也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写作。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能否一直保持这种刺痛心灵的锐气。
记：就是说你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度。
阎：对。这是我最关心的。就是说，在我讲一个故事时，如何能够防止出现一种自我审查的心态，这个能写，那个不能写。我之前的写作，包括《丁庄梦》都是一种自我审查的结果。说良心话，如果我知道《丁庄梦》会是今天这个结局，那么我不会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记：你是说，你会更放开地写？
阎：对，问题就出在这里。早知道这样的结果，我索性好好写。现在它已经不是我本来想写的东西。对此，我非常遗憾。
记：那么《为人民服务》呢？
阎：《为人民服务》那小说我不觉得写得有多好。这个小说最大的问题是重复了我以前的东西。这个小说也就是朋友约的一个中篇，三四万字，后来一下子写多了，就想出个单行本玩玩。实质上是没经过深思熟虑的。
记：所以你觉得遗憾的是《丁庄梦》，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阎：对。不管《为人民服务》给我带来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我都不遗憾。但《丁庄梦》毕竟是我从1996年就开始准备的一个小说啊。一开始我是雄心勃勃啊，《为人民服务》给我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影响了《丁庄梦》的写作。我后来想啊，依照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来得及改正。我提醒自己，今后我的写作一定不能够搞自我审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
阎：是大。我要坚持几点，第一是不考虑出版的问题，第二是不考虑读者的问题。说开了，就是一切按照我的真实想法表达。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有些妥协，也有些顾忌，但绝对不能超出我的良知范围。
记：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但是就我所知道，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那根线总在脑袋里动。
阎：我知道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不可能完全做到没有限制的写作。但是要有度，超过那个度就会放弃做人的良知。谁不需要妥协？都需要，关键是不能超过那个良知的度。
记：在你的写作中，是什么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
阎：每个阶段不一样。有的阶段可能是某个作家对你的影响，有的可能是一本书。在现阶段，在这几年，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民间故事。
记：为什么是民间故事呢？
阎：我给你讲个事情吧。去年的四月份，我有一个八十岁的大伯去世了，我回老家奔丧。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奇异的事情，诡异得超过人的想像。我这个大伯有个孩子，早年，20年前就死了。这次我大伯去世，家里人就要把他的儿子从坟里迁出来，迁去和大伯一起葬进祖坟。为此按我们河南的习惯，要给这个死了的孩子配阴婚。就跟当地的一个溺死了的女孩子配了婚。按照习俗，这毕竟是一个喜事。四月份，一场鹅毛大雪，那应该是河南当年最后一场大雪。这倒没什么，六月份也可能下雪的。奇怪的，大雪铺天盖地，忽然飞来了无数的黄色的小蝴蝶，落在我大伯的棺木上。在起我大伯的儿子的棺木时，也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些奇异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可能胜过读十本好书。听是没用的，轻易就可以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可是一旦你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后，你会对小说的真实产生一种探讨的想法。这件事情不真实吗？它当然是真实的。那么我就相信一点，我们所说的小说的真实，可能在现实之中，也可能不在现实之中。
记：你的意思是说作家要追求个人的真实。
阎：我不管各种说法，什么生活真实，心灵真实。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有一种真实超出我们想像。我想这件事情，是会对我的未来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很大的影响。
我更坚信，来自土地的东西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关键在于，这个故事，这个土地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在河南老家生活过，我的亲友们现在还在那里生活，我想我的写作是有根的。我会在这条路上，不管任何人的批评，一直走下去。
记：现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作家曾经创作出了相当有份量的，甚至是极高水平的小说，为什么在几年后或者十年后，会写出质量很不尽人意，乃至让人大失所望的作品。
阎：你是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的读者，应该知道，每个好作家的作品都不会部部完美，必然也会有失败之做或失败之处。我觉得看一个作家不要看一部作品，应该看他稍长时期的作品。一个写了失败之作的作家会好好总结，意识得到自己失败在哪里。
记：是不是媒体过度的宣传造成了读者期望与实际之间的落差？
阎：我觉得不是。真正一部好的作品是经得住冷落，也经得起炒作的。一部作品写得好，媒体怎么帮忙都不过分。但一部作品不好，不是媒体炒作过度，而是它本身经不起炒作。一个作家的作品要经得起各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