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坎坷人生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也可以说是最富才情的女作家，但当人们了解了她短短31岁人生所有的遭遇，都会发出感叹，命运对她真是十分不公平！她的人生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异于常人的崎岖。这其中固然有她自身性格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以及那些曾围绕在她身边却给她带来伤害的人的原因。
1911年，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家境不坏，衣食无忧，但在感情上，她却十分饥渴。萧红的祖父母对她很是宠爱，尤其是她那位性格温和与世无争的祖父，从小对她百依百顺，祖孙二人形影不离。但是，对孩子来说永远最为重要的父母的爱，萧红却感受不到。暴力和冷漠是父母留给她的最深刻的记忆。
在孩子的心目中，母亲本应是疼爱自己的第一人，可是在萧红的眼中，母亲只是冷酷的代名词。身为女儿，她几乎没有从生养自己的母亲那里得到过什么温情。而母亲对家中仆人的残忍冷漠，也给幼小的萧红心灵上留下了伤痕。有研究者指出，萧红所塑造的母亲的形象，大多不但外形丑陋，而且心理扭曲，行为残暴，这和文学作品里常见的母亲简直大相径庭。她这种与众不同的对母亲的“仇视”，正是源于在自己的母亲肢体和精神双重暴力的阴影下显得苍白压抑的那段童年。
萧红8岁时，母亲姜玉兰去世，父亲张廷举再娶。继母梁亚兰只比萧红大13岁，她对萧红姐弟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关切和呵护。萧红这样回忆说：“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更加不幸的是，失去生母之后，萧红同母姐弟四人夭折了两人，最后只剩下她和幼弟张秀珂。张秀珂是萧红与家庭决裂之后，在其有生之年唯一与之保持联系的人。
平心而论，萧红对母亲的描写有失偏颇。真实的姜玉兰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普通家庭妇女，她的父亲是呼兰县当地有名的塾师，她也是出身书香门第。无论是张秀珂，还是其他了解萧红童年的亲属，都没有提及姜玉兰为人处世有什么特别不堪之处，也不认为萧红曾受过生母的虐待。那么为什么萧红会对母亲有那样刻薄的记述？有学者分析，萧红小时候活泼粗放像个男孩，而她的祖父母又格外地娇纵她，姜玉兰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位举止得体娴雅优容的淑女，公婆对萧红完全不加管束的行为令她十分不满，可是她身为人媳，又不能表露这种不满，所以就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教育方式。她的额外施压，便在女儿心中埋下了憎恨的种子。从常理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比较贴合实际情况的。
父亲张廷举对萧红来说并不比母亲更可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他有一些新的思想，甚至是新的做派，在家中也曾提倡民主的家风，孩子们可以提问，也可以讨论。张家设有网球场，张的后妻梁亚兰还穿高跟鞋，这在当时算是领了呼兰城里的时尚新潮。张廷举也不那么轻视女儿。他曾说，“女孩子有本事更要抬举，在我们张家不讲男尊女卑”，这也许是句场面话，但多少体现了他不同于一般乡绅地主的观念和见识。可到了1926年，萧红从呼兰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在要不要升学这件事上，父女俩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后世许多研究萧红的人，都认为张廷举内心是爱萧红的，他多次试图帮助这个一心想要离开小城外出追求新生活的倔强女儿。可惜他的个性和表达的方式都存在很大问题。在萧红看来，父亲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束缚、捆绑和囚禁自己，在剥夺自己的人身自由。当时，萧红想去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繁华都市哈尔滨上学，而张廷举认为女儿读完高小，学历已经够用了，这时应该定一门好亲事，规规矩矩地留在呼兰城相夫教子。萧红对此非常愤怒。尽管在祖父的极力支持乃至于以死相逼之下，张廷举同意了萧红去哈尔滨上学，然而从1926年到1927年，整整一年时间，父女两人针锋相对，斗争不休，情感裂痕越来越大，终于无法弥合。
父女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直至最后分道扬镳，永世未再见面，父亲一度将萧红驱出了张氏家族的族谱，而萧红对父亲的印象也定格在了孩童时和少女时所看到的那个对老人、孩子和穷人都没有“好面孔”的形象上，只要在作品中提到他，就是一副活灵活现的暴君嘴脸。
当然，人们永远也无法简单绝然地定义爱与恨，尤其是在血亲之间。1947年春节，因积极支持和参与土改，已被新政权定为开明绅士，并当选松江省参议员的张廷举亲手写下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宅院门前，联曰“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是“革命家庭”。这里说的小女，就是萧红，长男，则是萧红的弟弟张秀珂，他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去了陕北，一直在党内工作。张廷举写下了如此文字，表示对一双在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的儿女引以为豪。作为父亲，他藉此向已经客死香港五年的萧红发出了回家的召唤。一缕孤魂，终于还是在故乡、在父亲重新张开的羽翼下寻得归宿。
对家庭对父母的失望，是萧红终其一生苦苦追求异性爱情的根源，但可悲的是，她的个人感情更是跌宕起伏，一路曲折。
据萧红的小姨梁玉芝回忆，1924年，14岁的萧红与一个叫汪恩甲的青年订婚。萧红事后将这段婚约描述为父亲强加给自己的包办婚姻，不过也有人说，其实萧红与汪恩甲的关系还不错，订婚之后两人也有交往。
萧红高小毕业的第二年，汪恩甲也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在哈尔市道外区基督教会三育小学担任教师。正是因为汪恩甲的关系，本来不想让萧红继续学业的张廷举允许萧红投考了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这是一所新型学校，课程遵循西式教育的规范设置，有历史、地理、文学、英语、美术甚至体育。萧红在这里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
据信，萧红上学的时候，汪恩甲经常来看望她，如果说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纯真的初恋般的感情，也是很自然的。然而萧红很快就震惊地发现，汪恩甲有大烟瘾。由于亲眼见到祖父去世前备受大烟瘾的折磨，她无法再接受汪恩甲，于是想悔婚。张廷举却不以为然，认为男人抽大烟算不得什么恶习。萧红因此愤然离家出走，跟随远房表哥陆振舜来到北京，就读北京女师大附中的高中。这一来可是引爆了一枚超级炸弹。张陆两家认为这两个年轻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为了逼迫他们回家，遂断绝了对他们的经济资助。最终，他们屈服了。无论萧红和陆振舜是不是恋人，这一次的铩羽而归，都意味着这两个人关系的终结。
然而萧红已经跨出去的步伐再也无法收回。她回到呼兰县城后，还是不放心的父亲让她的继母带她去了阿城县福昌号屯。那里是张家起家的地方，张氏家族聚居在此，有足够的人手监视萧红。在福昌号屯住了7个月，萧红藏在一辆运白菜的大车里逃往县城，接着乘火车来到哈尔滨。
这时，汪恩甲找到了她。他发誓自己已经戒烟。萧红于是和他重归于好。他们住在东兴顺旅馆。这家旅馆现在依然存在于原址上，那里设有萧红纪念陈列室。
同居半年后，汪恩甲一走了之。已经怀孕的萧红被遗弃在欠了大笔住宿费的旅馆里。
很多萧红的传记和评论文章都把汪恩甲描写成一个背信弃义的感情骗子。甚至有评论者认定，汪恩甲之所以去找萧红复合，就是为了报复她和陆振舜的“私奔”。
有一种说法使这个事件显得不那么残酷。当时日本在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植末代清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汉奸政府。由于中国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侵略，国际联盟派遣了一个调查团来调查日本在东三省的所作所为。曾驻扎在呼兰县的一位军事将领汪廷兰受命潜入齐齐哈尔与调查团特使见面，递上了揭露日本罪行的文件照片等资料。汪廷兰也因此被日本特务抓住并残忍杀害。有人说汪恩甲就是汪廷兰的儿子，也有人说，汪恩甲家是汪廷兰的世交。也即是说，汪恩甲很可能受到了这件事的牵连，因此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和他的家人是死是活也无从知道了。
似乎是对这一说法的某种侧证，相较于对父亲母亲和继母等人的抱怨不断，即使被抛入那么悲惨的境遇，萧红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谴责汪恩甲的话。这是出于萧红人格上几乎无底线的善良，抑或是她对这个人的苦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谅解，也许只有她自己才能说的清楚。
当旅馆老板意识到汪恩甲再也不会回来，便向萧红索取欠费，甚至声称要把她卖给妓院抵债。萧红走投无路，只好向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写信求助，报社主编派了几个年轻人去旅馆探视她。这几个年轻人中，有一人笔名为“三郎”，他对楚楚可怜的萧红一见钟情，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柔弱女子身上蕴藏的惊人才华。正巧此时哈尔滨暴雨成灾，松花江决堤，旅馆老板逃命去了，萧红被《国际协报》的方靖远等人救了出来。大家见萧红和三郎两人都是光棍，无家无业，于是撮合他们结合为夫妻。这个“三郎”，就是在萧红短暂而坎坷的人生中，与之交集最多纠葛最深恩怨最难厘清的著名作家——萧军。
关于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的这段时光到底是幸福或是不幸，美满或是悲哀，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萧红正是因为与萧军的结缘，才踏入让她赢得了终生声誉的绮丽文坛。
爱好文艺、平素喜欢涂抹些小诗的萧红进入萧军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之后，正式开始了文学写作。1933年，《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夜哨》创刊。萧红在这份刊物上连续地发表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后来与萧军的同期小说一起编辑成文集《跋涉》。由于《跋涉》强烈地抨击了侵华日军和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压迫，抒发的是不甘做亡国奴的愤怒求变之情，完全背离了当时整个东三省文坛歌颂“王道乐土”的汉奸宣传口径，萧红和萧军受到伪满当局的迫害，不得不仓促地逃离了哈尔滨。两人先来到青岛，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的帮助下安身在观象路一号一座小楼的底层。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相对来说比较像是一对平凡夫妻的平静日子。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青岛晨报》工作，萧红则主要承担家务。这段“蜜月期”维持了一年左右，不幸因青岛地下党组织被破坏而中断。萧红和萧军拿着组织给的40块钱再次流亡。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去上海，面见鲁迅。
在青岛生活期间，萧红的《生死场》完稿，萧军也写完了《八月的乡村》。他们为了出版事宜给鲁迅写信，鲁迅回信答应审读书稿，这给了两个年轻人极大的激励。1934年10月底，两人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与鲁迅取得了联系。鲁迅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内山书店面谈。第一次见面，鲁迅借给他们20块钱，并且很细心地宽慰他们，不要把借钱这种小事放在心上，否则很容易神经衰弱。鲁迅对文艺青年的了解是深入骨髓的，他看到过太多精神的敏感度远远超过文学才华的年轻人投入到并不适合自己的写作事业当中去。不过，对萧红和萧军的作品，他的确很欣赏，非常支持他们走上文学道路。他还时不时地邀请两人一起吃饭、聊天，为他们介绍朋友，这在鲁迅并不是很常见的。
萧红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也许是萧红一生中唯一只有亮色没有阴影的情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仅是萧红创作上的导师，更是精神和灵魂的父亲。萧红对鲁迅的尊重、爱戴和依赖几乎是无限的。鲁迅在萧红身上也倾注了一份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但来自对这位东北女作家超乎寻常的灵性的赞赏，更来自相似的人生际遇——缺失爱和温暖的童年，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以及同样罹患肺病的身体感受。即使是同样喜欢和同情萧红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萧红去世后，她历经各种困难，为萧红保存了大量遗物——也很婉转地对旁人表示过，萧红过于频繁地来拜访，她有些不胜其扰。但鲁迅从未对此有过任何微词。
1936年，萧红和萧军的婚姻走到危机重重的十字路口，萧红为了逃避压抑的心情，孤身出走日本。临行前她去找鲁迅告辞。鲁迅没有对她说教，也没有评判她的行为，只是告诉她第一次出国该注意些什么，到了日本要如何照应自己的日常起居。这时鲁迅已在病中，也许他已经预感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关照这个既复杂得难以捉摸，又单纯得不可思议的北方女孩。可是萧红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鲁迅面前，她总是有些不自觉的放纵和任性——正像是她儿时与祖父在一起那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远在东京的萧红得知噩耗，给萧军写信说：“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1937年，萧红回国。她甚至不敢一个人去鲁迅墓前拜祭。只能跟别人一起去。只有对无法割舍的人，方能有这样的情绪。
从1938年到1942年，在萧红人生的最后四年，她失去了萧军，失去了和萧军的孩子。因为这场婚变，她也失去了很多朋友，不断遭受非议和讥诮。而她所追求的，无非是每一个普通女人都希望且并不很难得到的东西。在与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的婚礼上，萧红坦言，“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这些话，委婉的揭露了上一段婚姻给她带来的伤害。
但是她终于还是带着一丝失望离开这个世界。在她的最后时刻，端木蕻良很少陪伴在她身边。在大部分时间里，陪着萧红的是骆宾基，一个因为仰慕《生死场》的作者而义务留在战乱中的香港照料她的年轻作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端木蕻良后来为此饱受责难，他也没有为自己做太多辩解。
1942年1月22日，萧红躺在香港一家简陋的临时小医院里，耳边是隆隆炮火的轰鸣，内心是死亡逐渐降临的寂静。她已不能言语，在纸上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后人一直在猜测那“半部红楼”到底指的是什么，不过都没有得出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关于自己的身后事，病中的萧红诉说了两个遗愿，一是想葬在鲁迅的墓旁，二是希望能找到当年在哈尔滨被送人的女儿。只是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