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作家小传

萧红，原名张乃莹（据说她真正的原名叫张秀环，后来由她的外祖父改为张廼莹，廼是乃的异体字）。1911年6月的某一天（准确生日已无法考证），她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呼兰城区南街一处地主宅院。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地方乡绅，做过教师，校长，教育局长，督学，商会会长，在当地颇有人望，但对待子女却家长作风十足。母亲姜玉兰出于种种原因，对长女缺乏应有的慈爱和温柔。这对萧红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6年，萧红从呼兰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毕业。经过与父亲长达一年的激烈斗争，她终于得到允许，前往远在哈尔滨的一所新式女子中学就读。
1929年，萧红的祖父去世。这给了萧红极大的打击。她在《祖父死了的时候》中写道，“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从此萧红感到自己对张家再无可依恋之人。1930年，她初中毕业，第一次向父亲发出了正式的宣战——私自和一个远房表哥跑去了北京。她这么做的原因，史无定论，一般说法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但也有另外的说法，她去北京只是想当个画家。因为她的学生时代真正的爱好并非写作，而是绘画。无论如何，已订婚的萧红和别的男人跑了，这个“事实”在保守的呼兰小城掀起了轩然大波，令其父名誉扫地，竟至于失去了教育厅官员的职务。连萧红的弟弟张秀珂都受到了波及，为了避开同学的嘲笑，不得不转学到外地。
这次“战斗”以萧红的惨败告一段落。在各自家族断绝金钱供给的压力之下，弹尽粮绝的萧红和陆振舜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老家。
1931年，张廷举将萧红送出呼兰县城，软禁在阿城县的福昌号屯。当年9月，萧红因为反对给佃农加租而与伯父发生争执，伯父宣称要叫她父亲来收拾她。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萧红从福昌号屯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萧红虽然勇敢地迈出了与家庭割裂这一步，却依然是个身无长物衣食无靠的弱女子。她在哈尔滨根本无法生存。这时，与萧红订过婚的汪恩甲找到了她。一无所有的萧红和他同居了。他们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住了一段时间，萧红怀了身孕，汪恩甲却突然弃她而去，从此下落不明，关于萧红的一切生平研究都无法确定这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困居旅馆的萧红无奈地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信求助，报纸主编派人救出了她。她因而得以结识为这家报纸写稿的青年作家三郎，很快就结婚了。这位三郎，便是后来与萧红合称“二萧”的著名作家萧军。
1932年8月，萧红生下了与汪恩甲的女儿，但六天后她就把婴儿送养了。这遭遇被她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弃儿》。
1933年5月，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写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并发表。这被公认为她文学创作的正式起点。就在这一年，萧红写了好几篇小说，刊登在抗日文学刊物《夜哨》上，还“非法”出版了与萧军的合集《跋涉》。这时的萧红，笔名为“悄吟”。由于受到萧军左翼思想的影响，萧红这些早期作品里，流露出强烈的阶级对立的倾向，有很多反映地主压迫剥削贫雇农的内容。有学者认为，这里面也隐含着萧红对父亲的恨意。因为她笔下所有的坏地主都姓张。
1934年，积极参加地下抗日宣传活动的萧红和萧军不得不从哈尔滨逃亡南下，他们先是来到青岛，后来又前往上海。这段旅程为两人的文学之路奠定了基石。萧红在青岛创作了中篇小说《麦场》，后来改名《生死场》。萧军则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4年，在与鲁迅取得联系之后，萧红和萧军乘坐一条货船奔往上海。同年，鲁迅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以及作家叶紫的小说《丰收》编成“奴隶丛书”，并提供资助，在容光书局出版，他还亲自为《生死场》写序。“萧红”这个笔名就是在《生死场》出版时第一次出现。
鲁迅不但自己对萧红提携有加，还大力地向上海文化界乃至日本、美国的文化人士推荐萧红和她的作品。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的时候，鲁迅特别地提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很快就扬名海内外。
1935年，萧红的父亲张廷举重修刊印张氏族谱，将张乃莹的名字从族谱上抹掉了。这是对女儿离经叛道的惩罚，或是出于保护家族不受正在大张旗鼓创作左翼抗日文学作品的萧红的牵连，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张廷举至死也没有对此做过什么解释。只是到了1947年，他在家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表达了对萧红的原谅和接受。据说他后来经常把萧红的书拿给别人看，得意地告诉大家自己的女儿是一个作家。
萧红和萧军在上海各自成名，但是他们的感情却濒临破裂。萧军向往延安，萧红却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两人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同时，他们在生活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夫妻的分手。
1936年，深受婚恋问题困扰的萧红只身前往日本。她在东京生活了一年，写了小说《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牛车上》，散文《孤独的生活》和《家族以外的人》。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前夕，萧红回到中国，远离仍在上海的萧军，一个人住在北京。尽管后来应萧军的要求她回了上海，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起色。1937年10月，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文化人来到武汉躲避战火。他们在这里创办了文艺杂志《七月》。在《七月》上，萧红发表了一些散文和评论。1938年，萧红再次跟随萧军等人撤离武汉，来到山西临汾，任教于阎锡山建立的民族革命大学。随着日军脚步的逼近，已经到了必须对前途做决定的时刻，萧红和萧军分道扬镳。萧军决定去打游击。萧红坚持走文学写作的道路，她离开临汾，去了西安。而这个时候，就像6年前在哈尔滨时那样，萧红正怀着孕。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她自己选择走出了这段感情。后来她生下一个男婴，但没有存活下来。
1938年3月，萧军到达延安，这一年4月，萧红返回武汉，与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随后双双从武汉去往重庆。6月，萧军登报声明，另娶新妻。二萧成为绝响。
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逃到了尚未沦亡于日军之手的香港。香港是萧红人生和文学生涯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她写了《呼兰河传》《马伯乐》两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其中的《呼兰河传》是萧红最重要的作品。茅盾说过，《呼兰河传》像是自传，但又不像是自传，“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部小说篇幅并不大，却将萧红的整个生命浓缩于其中。翻开这本书，人们仿佛明白，萧红其实从未离开她仇恨和热爱了一生的那座故乡小城。她那在白山黑水间跳荡的童年就像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梦，无时无刻不缠绕在她的心上，最终带她回家。
1942年1月22日，陷落的香港，被困在一家临时医院里的萧红病重不治，告别了人世，骨灰草草掩埋在浅水湾。1958年，萧红移葬至广州银河革命烈士公墓。
萧红的创作期只有短短的十年，作品也不过百万字，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却经许多大师的首肯和推重，在一流作家的行列中确立无疑。1999年，《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国小说百强，《呼兰河传》位列第9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