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近期的报上，又看到一则有关日本的事迹，说日人为当年率军逼开日本国门的美军将领修了纪念碑，还每年都有举办纪念活动。这件事显然可以从两方面做文章，正面可以表扬日人知耻而后勇，也可以反面论证日人的天生犯贱。官面上的报道，当然要采用前说，读者私下的感想，可能多为后一种想法。
而后不经意间，又听到关于此事的美国版本。在阐述美国以往的外交政策时，老美对比了英国打开中国国门和美国打开日本国民的异同，言辞不无对本国对外方针的得意，原话如此：“也许一百年前英国人送来的贸易机会充满了掠夺和强权，弥漫着浓重的硝烟炮火，让中国人感到屈辱；不象美国打开日本国门时，送去的是工业化的礼品——电报通讯设备和铁路模型，让日本人受宠若惊；中国也许厚古薄今，不觉得工商业有什么重要，因而没有象日本那样立即抓住西方送来的机会，努力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因两种说法有所出入，遂起兴网查一番。
其实目前的中文网络资讯并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全面细致，网络搜索所得资料虽多，但大多重复或雷同，且只是个表明的介绍，真要对一件事刨根问底，探究细节，也有难度。费了点精力，找出了两篇，勉强可以看到点真面目。
先以当年美国将领佩里的名字开始搜索，找到了百度关于他的词条：

马休.佩里
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年4月10日-1858年3月4日），美国海军将领，因率领黑船打开日本国门而闻名於世。
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有一座佩里公园。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船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尽管当年佩里仗著船坚炮利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但后世的日本人并不视之为仇敌。相反，日本人有感佩里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视之为日本的恩人。
由此可反映出日本民族的务实性格。
（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故称“黑船事件”）

此说基本与报上看到的相同，证明了日人纪念“侵略者”的说法不假，但细节还不明朗，继续网查，终在贴山网海中，找到了一篇介绍美国海军历史的文章，此中对美国打开日本国民的记述较详细，虽还不尽如人意，但总算有了点细节（有几处少了日期数字，原文如此）：
日本市场对美国很有诱惑力，横渡太平洋去中国时，也需要有日本这样一块地方作为加煤站，加上有时还需要以此为依托保护该区域的美国遇难船只。年，东印度群岛分舰队司令詹姆斯比德尔乘坐战列舰“哥伦比亚”号，率领炮舰“文森尼斯”号想去敲开日本的大门，但日本当局待之以侮辱性的冷遇，拒绝协商。两年之后，詹姆斯格林中校率领炮舰“普雷布尔”号去长崎援救艘遇难的美国捕鲸船，日本当局仍以对待比德尔的方式来对待他。格林决定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扬言如不交出捕鲸船，就要炮轰长崎，这才迫使日本交出美国船只，胜利返航。
美墨战争结束后，新征服的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把许多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已经成为家门口的太平洋区域。美国下决心敲开日本的大门。
美国下决心敲开日本的大门。马休佩里率一支海军远征队开赴日本，他随身带着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给日本天皇的信，要求缔结一项通商条约。
佩里的舰队共有４艘舰船：装有明轮的蒸汽军舰“密西西比”号、“萨斯克汉那”号，单桅炮舰“萨拉托加”号和用拖船拖带的“普里茅斯”号。年７月８日，舰队开入东京湾，数千日本人群集岸边，惊讶地凝望着这种从未见过的“冒烟船”。
佩里坚持要把总统的信面交日方的高级人士。拖延了一周，日本当局终于同意了美方的要求。７月日，日本王子、日皇的顾问伊豆出面了，双方隆重举行交接信件的仪式……信件交接后，佩里就宣称，“舰队今日启程前往中国，明春将率更大的舰队来此，届时当索取日方给总统的复信。”
佩里返回日本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因为他在中国沿海过冬时，获悉俄国舰队到了日本海域，担心俄国强迫日本缔约、捷足先登，因而于月间匆匆返回东京湾。无疑，这一事件预示着两年以后美、俄之间（或英、俄之间）将在远东展开角逐。
佩里把舰船近岸停泊，自己耐心地在横滨附近的村子里同日本人进行腻烦人的谈判。日方愿向美国开放长崎港，但佩里坚持要求开放其他港口。
谈判过程中，双方互赠象征各自文化特点的礼物。日方赠送的是镀金的家具和盒子，铜制的装饰物，精美的瓷酒杯，还有收集的贝壳等。美方赠送的礼物包括轻武器，仑威士忌酒，农具，钟，火炉，一部电报机。还有比一般火车头缩小的一个小火车头，煤水车、车厢、路轨等一应配套齐全。
最后，年８月日，神奈川条约在一个精心安排的仪式中签订了。条约规定：下田、函馆两地向美国开放；对美国失事船只及船员可提供保护；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条约中未提贸易问题，但给美国在下田建立领事馆的权利。这一条约实为两年后日本同外国通商的先声。
佩里回国以后，赞誉声雪片似地飞来。对他作出最好评价的是华盛顿欧文：“你为自己赢得了不可磨灭的名声，并且是在不流一滴血、不伤害一个人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试问，过去有哪一个海军军官能获得这样光荣的桂冠呢？”

由日本后来为佩里树碑来看，虽然以上美国海军的历史，不免有自己粉饰的嫌疑，这段历史应该还是基本真实的。
那么咱们中国人是否该遗憾是英国而不是美国来打开我们的国门呢。想到这个问题，更来了兴致，难得去了趟书房，翻出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让我汗颜的是，本书最后就提到了日本的“黑船事件”，茅先生还以中日此后的差异，做了一番深刻的论述，我居然忘得一干二净，而当初这还是我看得最认真的一本书）

书中记载：
1793年、181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德来华，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
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
1838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

由此看来，虽然此后英国武力侵华的罪行不可原谅，但此前大英帝国还是对大清王朝抛过绣球的。相比美海军的先武后文，英政府倒是先礼后兵，专程派遣特使来华协商通商事宜。只是我大清帝国全不把这英夷放在眼里，把他们全当作是来朝贡拜谒的番邦使者，依然是四方蛮夷应朝拜天朝的意识，没有近代国际规则中的平等外交思想，而两国通商也被视为对蛮夷的恩赐，如蛮夷桀骜不驯则可禁绝通商。
说到礼物，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在这种傲慢自大的心态下，乾隆对于马戛尔尼提出的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的建议，是这样回答的：“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
大英帝国毕竟利益为上，文的不行，就要武的了。林则徐虎门硝烟之前的1838年，英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曾率英舰两艘来华，也是打算美国的佩里那样展示武力，而中国官员的反应则与日本大不相同，也就是上文所提到过的：英国的公文因未用“禀贴”的形式，即被“原封掷还”。英舰因无法对话离开之后，地方官员不查其武力威胁的本意，不明英舰的武力优势，只是奏报朝廷马他仑“恭顺”的离境而去了。
即使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朝野上下对这支近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全无认识，连以后被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对英军也有很荒唐的看法：“1839年9月1日的夹片中，林则徐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到1840年8月7日，林则徐听到定海失陷，曾献计悬赏激励军民杀敌，较前更进了一步，竟说其‘一仆不能复起’”。（摘自《天朝的崩溃》135页，本人也曾在有关影视剧中看到过关于“英国鬼子腿不能打弯，摔倒了就爬不起来”的可笑说法，却没想到这种说法源起于林则徐）。只有在中英交战时，几个亲临一线的大清官僚才真正体会了什么叫“船坚炮利”，可是皇帝和朝臣们与战争之间还隔着万水千山和臃肿的官僚体制，从层层上递的奏章中全看不到真相，依然懵懵懂懂，直到战败，也不能相信堂堂大清真会被蛮夷所败，而宁肯相信是奸臣误国汉奸卖国而致战败。

两相对照，初与西方文明接触时，中日两国起初的境遇是相同的，甚至中国更受礼遇。其后，面对西方先进武力来犯之时，中日反应则大不相同，其后两国的发展更有天壤之别。
日本避免交战，不战而屈，而被迫开国后的种种刺激，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
中国奋起抵抗，苦战仍败，而签下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和打开国门后的刺激，并没有使天朝大国猛醒，依然以一种颟颥无知的态度面对近代世界的巨大变化，国势遂每况愈下……
中日政策中的道德问题，茅海建先生已有论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以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翻看史料，也觉得在当时形势下，清朝不可能避战，必然会以武力相抗。而所遗憾的是，鸦片战争的屈辱，并没有使中国全然觉醒，却是继续昏睡，此后又吃了不少败仗，受了很多屈辱，才慢慢有所反省，才慢慢开始变革；而更困惑的是，中国的变革之路又走得那么艰难困苦，往往曲折反复，经常事倍功半，甚至内耗不断，几乎整部近代史都不堪回首。
同是为西方武力，日本一触而变，中国败而不醒，日本变革顺畅，中国积重难返。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这又是个老问题了。
解释有很多，心态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自然也有认为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关系。
而回顾史料中的细节，本人揣测，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地域环境。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岛型国家；大清建国后中国在大陆上已了没有外敌，而日本则虽有大海的屏障，国家内部却向来是自然灾害频发。
环境决定着政治、经济、文化，也决定着心态。心态上的不同，造成中日两国的反应的不同。鸦片战争前，有天朝心态的中国地方官员连英国公文都拒收，而深具忧患意识的日方在经历了一星期的犹豫后，却派出以日本王子亲临的规格与美军交涉。
环境的差异也决定着两国眼界认识的不同。在鸦片战争中，万水千山阻隔着大清皇帝的视线，道光帝始终处被虚报瞒报的奏章包围着，没有清醒的认识自然不会有正确的对策。高层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中国幅员辽阔，与西方的接触往往局限一地一区，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又怎能有危机感呢；而国境狭窄四面临海却为日人放眼看世界提供了便利，高至天皇下至百姓都较快对西方的先进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如那“黑船事件”中，数千人亲眼目睹美军新式军舰，又口口相传，其范围虽不能遍及全国，却也是广泛深远的。
环境更影响着国家变革的快慢。大国与小国，面对世界大变局，在危机反应上，却是小国有利。小国的警觉兴高，危机意识强，变化起来迅捷，正印了“船小好调头”的老话。而大国在那个交通、通讯极为不便的时代，应变缓慢，举止僵硬，才有了“昏睡百年”的歌词。
鸦片战争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甲午海战之后，国人的心态意识也在逐步改变，只是这种心态的转变太过缓慢，由边疆到朝廷，由沿海到内陆，经年累月历时长久，有人已经放眼看世界了，可更多的人还在做天朝大国梦，待到渐次苏醒，已入强敌环伺的困局。

近代中日历史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只是环境，历史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呢。

PS：记得在《读书》读过一篇论述超大帝国的近代化的文章，文章认为象中国近代化之所以这样困难，中国的宪政化道路之所以这样曲折，原因在于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帝国。作者进而认为这样的超大帝国的近代化演进，只能是一步一步来，积硅步而致千里，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毕其功于一役。
唐德刚先生也有著名的“历史三峡”论：“在一个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它要从一个东方式的传统农业大帝国千年不变的’定型’，逐渐’转’变成一个西式而有中国特色、以工商业立国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的另一’定型’。这两个’定型’之间的转变，今日看来，其全部过程大致需时二百年。更确切的说，那就是鸦片战争后（1842年）一直延长到下一世纪中期的四、五十年代（2050年前后）。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的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
“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

这样看来，我们这艘大船快要出峡了，似乎曙光即在前方，但却不能坐待其成，以为前路定是坦途。既是历史三峡，又怎知不会再有激流漩涡，我等同船共济者虽然不能掌舵，但若同心协力，还是能有益于把好把稳航向的。

（昨天边查资料边写帖子，写得太乱，今天稍作整理，虽然还是乱，但既是“乱读杂记”，俺也不是专业人士，也就得过且过了。文后自跟一帖，是当初对《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所做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