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6期很有几篇好文章。

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

吴飞
载于《读书》2009年第6期

留名青史的人往往很伟大；但被历史遗忘的，却未必都是小人物。如果没有曾国藩兄弟的发掘刊行，也许今天的中国思想史上就不会有王船山的名字；如果没有波斐利的整理编辑，西方哲学史上也未必能留下普罗提诺的痕迹。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灵魂被永远遗忘了。
　　正如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西方的古代后期（late antiquity），就常常是历史学家的一个盲点。这之前的古典希腊罗马文明过于光辉灿烂，这之后的基督教文明又过于博大恢宏，以致我们往往会忘记，在前者已式微，后者尚未兴起的几百年当中，有很多伟大的事情在发生，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在思考，正是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使西方文明从前面的光辉灿烂变成了后来的博大恢宏。由于这个时期过于错综复杂，而中世纪教会又毁掉了很多与基督教不合的文献，很多重要人物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若干残卷，甚至有许多连名字和残卷都没有留下。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瓦罗著作等身，但我们只能通过别人的引述来钩稽其只言片语；普罗提诺要算最幸运的，因为有他的学生波斐利为他编了一部《九章集》；但波斐利自己，我们却只能通过零星的残篇来辨识其思想的轮廓，以至于在哲学史上，他只是以《九章集》的编辑者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波斐利的著作之所以佚失，既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浅陋，更不是因为他得不到思想界的重视，反而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深刻，他的影响过于巨大，以致被早期基督教教父当做最可怕的敌人，基督徒皇帝一再严令焚毁他的著作，最终把他的学说成功地掩埋在纸灰堆里。和凯尔苏斯、盖伦等人一样，波斐利是最早的敌基督者。但相比而言，他却是最认真的敌基督者；或者可以说，作为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最强大的一个敌基督者，波斐利不仅综合了前面所有攻击基督教的学说，而且对基督教文明已经有了入木三分的了解，成为古典希腊文明的最后堡垒。波斐利不仅潜心研习过新旧两约，而且对犹太人和耶稣本人都抱有崇高的敬意，只是对耶稣的门徒的迷信与不敬充满愤怒，因而他的基督教批判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使教父们谈虎色变，不得不认真面对。虽然我们今天只能从尤西比乌、拉克唐修、哲罗姆、奥古斯丁这些教父批判他的著作中窥见其学说之一斑，但这已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他的思想魅力。
　　波斐利大约于二三二年生于北非的推罗。他是闪米特人，很可能是叙利亚后裔，不过却接受了最正规的希腊教育，先后游学雅典和罗马，师从文字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和哲学家普罗提诺，俨然成为传统希腊文明的代言人。那时候，由于很多民族都被纳入到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他们的文化也纷纷被罗马人所认识和接受。罗马帝国的文化胸襟和她的地理版图一样宽广辽阔，波斐利以闪米特人而接续希腊文明之大统，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宗教问题上，罗马帝国的宽容程度不输于任何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面对那些被征服者，罗马人不仅在政治和军事地位上占有绝对的强势，在文化上更是处于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过，罗马并没有倚仗其强势地位摧毁被征服者的宗教。只要不威胁到帝国的政治安全，她不仅可以承认任何外来宗教的合法地位，甚至会把被征服者各种各样的神纳入自己的国家祭祀系统。犹太教也因此长期享有合法的地位，而不像当初在巴比伦人统治之下那样被迫放弃信仰，虽然它把罗马诸神当成鬼怪的态度曾经惹恼了很多哲学家，其复国主义梦想也可能带来政治上的叛乱。
　　宗教宽容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对于基督教，罗马帝国更表现出了应有的警惕和审慎。虽然很多罗马人分不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和它古怪的信仰逐渐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特别是它对帝国政府的蔑视，蕴含着政治上的巨大危机，使罗马帝国也难以容忍。活跃于二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凯尔苏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感，猛烈抨击其粗俗不堪的理论和不知廉耻的风俗，并指责他们带来了罗马帝国的堕落和分裂。从凯尔苏斯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基督教是处于多么低级的一个阶段。凯尔苏斯的批判显然给基督徒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迫使其中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反思自己的信仰。奥利金应该就受到了凯尔苏斯的很大刺激，因而非常认真地回应凯尔苏斯的批判，并在反驳中完善基督教神学，使之充分吸收柏拉图主义哲学，逐渐系统化起来。几十年后，波斐利所面对的基督教，已经再也不是凯尔苏斯所看到的那个粗鄙的邪教了。
　　根据尤西比乌的记载，波斐利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奥利金，并深深服膺于后者的博学与睿智，因而慨叹：“奥利金受到的是希腊人的教育，精通希腊文献，竟然投奔到蛮夷的邪说之中。他带着自己的学识，竟然做了基督教的爪牙，一生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违背了法律，不过他关于物质世界和神明的意见还是很像一个希腊人，因此把希腊的学说和外来的神话掺和到了一起。”波斐利坚决捍卫希腊的古典传统，对越来越强大的基督教不妥协，而且老而弥坚。不过，他也深知自己面对的不再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宗教狂热分子，而是深具哲学修养的奥利金。
　　在《神谕中的哲学》、《驳基督徒》、《灵魂的回归》等著作中，波斐利向基督教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但他既没有以道学家的面孔指责基督徒生活卑贱堕落，也没有从希腊哲学的立场居高临下地驳斥基督教这个东方宗教，而是在认真研读了《圣经》之后，非常严肃地指出了基督教信仰中的漏洞，他对基督教的批评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包括这几个方面：基督徒把凡人当神崇拜；福音书中错误百出、矛盾重重；耶稣的门徒不仅没有文化，而且道德堕落，相互敌视；基督教世界历史之基础的《但以理书》并没有给出什么预言。
　　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波斐利，在哲学上早已是一神论者，因而也对犹太人的一神论颇感亲切；至于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波斐利同样在很多地方表达了极大的敬意，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智慧，也非常虔敬的圣哲。不过，耶稣的门徒们把他当神崇拜，却是极端的不敬，这彻底违背了耶稣谦卑的敬神态度，完全颠倒了他们的导师的教导，他说：“基督的灵魂属于最虔敬的人；他们服侍他的灵魂，是因为不知道真理。”
　　波斐利既没有否定犹太人信仰的价值，更表现出对耶稣的崇敬。他的主要矛头一直针对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误把导师的谦卑教导当成了神谕，并妄自尊大、另立宗教门户的基督徒们。而其中的始作俑者，当然就是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作者。波斐利一针见血地指出，“福音书作者们并不是记录耶稣的故事的历史学家，而是创造他的故事的作家”，因而其著作中必然充满了谬误和矛盾。波斐利仔细对勘了四部福音书的记载，指出了其中无处不在的抵牾之处，给基督徒提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如果说四福音之间的矛盾还可以勉强解释得通的话，波斐利提出了一个令教父们更加难堪的问题：福音书作者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竟然会常常出错。比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引用的话明明出自《玛拉基书》，马可却说出自《以赛亚书》。再比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的引文本来出自《诗篇》第七十七章，作者也说引自《以赛亚书》。福音书就连引旧约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么荒唐的错误，若说这是上帝借人在说话，不是太可笑了吗？
　　波斐利说，这些作者“虚构、欺骗，充满谬误地渎神，谁要是相信他们，岂不是愚蠢地与嫉妒和罪恶之眼为伍，因而成了真理的敌人而获罪吗？这些人把自己变成了罪犯，成了可怕的智者。他们招摇撞骗，无中生有，他们为了自己的虚荣，把自己的老师没有做过的事强加给他。现在我们还说什么呢？他们既然编造自己的老师的谎言，写下从未发生的事情，他们关于他的受难的叙述难道就没有谎言吗？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编造神话，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膜拜自己的老师”。
　　波斐利还相当敏锐地指出，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中可以看出来，保罗和彼得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意见相左，甚至还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对立。他认为，保罗嫉妒彼得的德能，从而写了《加拉太书》中的批评，来攻击彼得。虽然今天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已经把保罗和彼得之间的争执当成了宗教史上的常识，能够很平和地理解使徒当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但对当时的基督徒而言，说耶稣这两位最重要的使徒之间存在争执，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波斐利所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还是他对《但以理书》的深入研究。波斐利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精通编年考证的技艺，据说还曾写过一部编年史，叙述从特洛伊陷落到他所在的时代的世界历史。他深知《但以理书》是基督教历史观的基石。这部据说写于波斯大王居鲁士时代的先知书，谈到了后来耶路撒冷神殿的被毁，也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以及末日的审判。所预言的历史事件的实现，证明其对以后事情的预言也会实现。早期教父的世界历史观念大大依赖于这部书，而且基督徒把这部书中的很多段落理解为对耶稣的预言，并由此自诩为犹太历史的合法继承者。
　　但波斐利令人信服地指出，《但以理书》根本不是写于居鲁士时代，而是作于塞琉西国王安提俄库斯四世的时候，那几乎是在居鲁士以后四百年了。书中“预言”的历史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先知书，而只是一部叙述前事的历史书。以此来证明其对基督教历史的预言，根本就没有任何基础。
　　如果说对福音书的批评还只是边边角角的攻击，不足以撼动基督教思想的整个大厦，波斐利对《但以理书》的重新解释无疑是灾难性的。由于基督教对此书的解释被成功地瓦解了，作为基督教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的世界历史观也就没有了着落。波斐利的致命一击引起了基督徒的巨大恐慌。哲罗姆的圣经研究特别注重《但以理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和波斐利辩论，无疑是感到了威胁。即便如此，哲罗姆也并没有给出一个足够有力的理由来反驳波斐利。最终，教会对这个打不倒的敌人只能靠焚书来对付了。但波斐利的睿智却穿透了上千年的重重迷雾，在现代的旧约研究中，波斐利的观点又得到了重新的肯定和发展。
　　上面的这几点无一不建立在对《圣经》的精深研究之上，没有哪个是轻率或夸张的攻击，要驳倒其中任何一个都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因此，在这些观点发表之后，波斐利成功地说服了不少基督徒放弃信仰。难怪很多一流的教父都会把波斐利当成基督教最凶恶的敌人，哪怕在他去世之后很久，甚至他的著作已经被彻底封杀的情况下，仍然竭尽全力与之辩论，绞尽脑汁来反驳他。
　　波斐利的真正意义，当然并不在于他多么成功地瓦解了基督教，而更在于他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后来的思考，甚至可以说，他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些拼命还击波斐利的教父中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正是受了波斐利的刺激而推动了基督教思想的发展。而最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的，还要算希波主教奥古斯丁。
　　推罗老人和希波主教之间的渊源说来话长。很多研究者认为，奥古斯丁最初接触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读的就是波斐利的著作。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不仅处处可以见到波斐利的影响，甚至他的思考和写作的方式都在刻意模仿波斐利。奥古斯丁在很多地方毫无保留地盛赞波斐利，说他是最博学的哲学家。希波主教对这样一位敌基督者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崇敬，足以看出其胸襟已经远远超出了此前狂热的宗教徒。基督教能有一个奥古斯丁，使它最终摆脱狭隘的意气之争，而走到严肃的思考上来，并由此真正继承罗马的博大胸怀，实在是天大的幸事。
　　对波斐利如此崇拜的奥古斯丁，当他在回应波斐利的种种批评时，也和波斐利一样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因为波斐利对奥古斯丁影响巨大，奥古斯丁指名或不指名针对波斐利的论述非常多，几乎可以在他所有主要的著作中找到。不过，在他反驳波斐利的段落中，很难看到尤西比乌、哲罗姆等人的那种谩骂诬蔑之词。
　　奥古斯丁曾有四卷的一部小书，题为《论福音的统一》，虽然始终没有挑明是针对波斐利的，但其中谈的，正是波斐利所说的四福音的矛盾的问题。和尤西比乌、哲罗姆等一样，奥古斯丁显然把这当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无法回应波斐利的批评，基督教信仰就失去了根基。奥古斯丁并没有否认四福音之间的差异，但他给出了对福音书的一个新的解释：写于不同时期的四福音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功能。马太写的是对耶稣事迹的忠实记录，马可写的是《马太福音》的简本，而路加写的是耶稣作为祭司的身份，约翰写的是耶稣的神性。由于强调的方面不同，其中描述出来的耶稣自然就显得不同了。
　　但对于波斐利的两个重要指责，即彼得与保罗的争论、福音书对旧约的误引，奥古斯丁却选择了沉默。以奥古斯丁对波斐利的熟悉程度，以及这两个问题在其他教父那里出现的情况，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波斐利的这些批评，也不会认为这两个问题不重要。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这只能表明，奥古斯丁无力反驳这两个指责，所以他只好选择沉默。
　　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波斐利最有力的攻击，即他对《但以理书》的研究，奥古斯丁也选择了沉默。但这个问题和上面两个不同，不是仅仅回避就可以的。基督教的世界历史观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如此重要，使他不可能不提《但以理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旧约的大先知书中，奥古斯丁对《但以理书》的引述非常之少，只在不得不引的时候才会提到。但这些不得不引的地方，又必然涉及但以理对耶稣和末日审判的预言。奥古斯丁或许曾在这些地方踌躇再三，认真研读过波斐利的批判和哲罗姆的回应。但常常借题发挥，从一个小问题就引申出一系列反驳的奥古斯丁，在此却相当审慎地搁笔了。他只是说：“至于这说法是否恰当，人们只要读一读哲罗姆长老关于《但以理书》足够精审和博学的解读，就能知道了。”他深知，面对波斐利如此强大的攻势，自己实在说不出比哲罗姆更好的反驳。
　　雄辩的奥古斯丁竟然在波斐利面前三缄其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认输了。虽然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无法反驳波斐利，但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回避波斐利所批评的实质问题。波斐利批评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法，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对旧约的历史研究可以成为一门非常精深的学问。奥古斯丁虽然佯装不知波斐利的《但以理书》研究，继续使用寓意解经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历史，但始终保留着“字义解经”的路向。以寓意和字义相辅相成，应该是波斐利通过奥古斯丁之手送给基督教圣经研究的一份厚礼。
　　奥古斯丁最不遗余力反驳波斐利的，是耶稣的神性问题。他知道，身为哲学家的波斐利无法接受处女生子、道成肉身、死后复活这些神迹，也无法相信一个凡人可以被当做上帝来崇拜；而他恰恰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与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最大不同。在哲学上，奥古斯丁本来是柏拉图主义最忠实的门徒。凡是他讨论过的哲学问题，在《九章集》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说法；波斐利佚失的哲学著作，一定会更接近奥古斯丁的哲学。但即使是在耶稣身位这个最基督教的问题上，奥古斯丁除了重复基督教的正统观点外，还是大大借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说。他很熟悉新柏拉图主义关于太一、理智原则、世界灵魂的说法，并把它们接到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上来。于是，耶稣就成为“理智原则”的体现；道成肉身不仅是一个神奇的宗教事件，而且体现着深刻的哲学原则。奥古斯丁引导以后的基督教思想家通过耶稣来继续思考理智原则，应该是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天才改造。
　　希波主教并没能成功地驳倒推罗老人，波斐利对基督教的很多批判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奥古斯丁只是在波斐利的强烈刺激下，逐渐完善了基督教的思想体系。比起哲罗姆等人来，他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奥古斯丁之后，虽然还不断有回应波斐利的声音，但已经没有人能超出奥古斯丁的水平；而且，基督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已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波斐利的攻击即使再有力，也只能面临焚书的命运了。不过，波斐利为后世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堆灰烬而已。面对东方宗教席卷而来的冲击，这位孤独的推罗老人或许已经预见到了古典文明的命运，他代表希腊文化所做的最后挣扎，根本不能抵挡基督教的汹涌之势，反而催动了奥古斯丁这些教父更深地吸纳希腊哲学，完善基督教的思想体系。正如奥利金时代的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凯尔苏斯面对的基督教，奥古斯丁时代的基督教，也远远不是波斐利面对的基督教了。凯尔苏斯和波斐利这些敌基督者的功过，到底该如何评说呢？
　　无论对希腊罗马的宗教体系，还是对瓦罗、波斐利这样的哲学家，历史是无情的；但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之间的短兵相接却又透露出了历史冰冷又公正的狡黠：要真正消灭邪教吗？唯一的办法既不是镇压，也不是谩骂，而是与它展开最严肃的文化争论，从而引导它进入认真的文化思考，不仅不再危害文明的传统，而且能够将这个文明传统承担起来。波斐利死后十年，君士坦丁大帝就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从此以后，无论基督教还是罗马文明，都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波斐利的著作渐渐化为灰烬，他所膜拜的希腊诸神也纷纷遭到了抛弃，甚至罗马帝国也最终寿终正寝了，但他誓死捍卫的希腊文明的精神，却在他的崇拜者和批判者奥古斯丁手里保存了下来；甚至他所开创的圣经研究，也在很久之后成为圣经研究的正统；而他所体现的敌基督的精神，则在更加遥远的后世得到了强烈的呼应，一再成为人类文明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动力。
　　波斐利和奥古斯丁都来自北非，但他们都把罗马当做自己的祖国，把希腊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一个多世纪的传承与争论中，使宗教教派之间的差异和种族之间的纷争都变得苍白无力。顾亭林的“亡国”“亡天下”之辨，在这里又可扩大到民族宗教与天下文明之间的取舍，而两位非洲人为西方文明所做的，正诠释了这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