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基里延科，生于1962年。1998年3月23日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代总理。
我一直记得这个名字。因为在他被任命的第二天，我认识了你。当时我面前有一堆报纸，每份报纸的国际版头条都是基里延科和他的照片。你穿着淡黄色的外套，坐在对面。看着我，浅浅的笑。那一年我20岁，还在上海读大学。
春雨迷蒙，玉兰花正盛开。3月24日是星期二，我决定回一趟北京，去看一个同学。临时起意，不一定能买到火车票。所以我决定先上车再补票，并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带了一堆报纸。打算铺在车厢过道，坐在上面捱过一夜。
上海到北京火车有一个固定的候车厅，就在一楼左手边。我很早就到了火车站，找了个位置坐下，怀里抱着那堆报纸，养精蓄锐。其实这一天的人不多。我突然注意到你从面前走过。那天你穿着一件鹅黄色羽绒服，身材纤瘦，皮肤白皙，眼睛很大。其实引起我注意的是你的鼻子，鼻梁处微微隆起，有一点异域风情，但是脸型又那么东方。
我上了车，并没有想象中的拥挤，很轻松便找到了座位。不久，我看到你走了过来，犹豫了一下，坐在我对面。那一排正好空着。
火车在黑暗中穿行，把田野、隧道、电线杆、垃圾场都甩在了身后。我记不清何时开口和你说话的，再不开口，你就会靠在窗上昏然睡去。而你似乎也等了很久，这个漫长空洞的夜晚终于有了寄托。
你比我大两岁，高一个年级，在同城的Z大学习服装设计。那一次你要去北京领取一个设计比赛的奖项。你住在东北旺，和我要去投奔的清华大学并不远。我们聊得很高兴，都是学生，身在异乡，青春作伴，互有好感。而我，对于学艺术的女孩天生有着某种痴迷。喜欢她们的轻灵和超脱。
那是笨手笨脚的90年代。下车之前，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你还给了北京家里的电话。3月末的北京，校园里的迎春花都开了，黄色的枝条在风中摇曳，我很想约你一起来看。当时四环路还没有连起来，清华北门外还有个村子。我同学在村里有份家教，他把我安排在村民家里住。一晃几天过去，临走前我拨通了你给我的电话。你当时有点诧异，问我事情有没有办完，你说再过几天就回去了。
回到上海后，我们开始通信。信在路上要两天，我们几乎是写完一封，不等回信再写一封，这样每天都有信看了。时间过得很快，4月底我邀请你来我们学校玩。我一直记得，那个初夏明媚的阳光，我们走在树影斑驳的校园里，我手里还拎着两瓶开水。你穿着白色的薄衫，露出漂亮的锁骨。这是我最爱的季节。
我们开始了一段美妙的旅程，一起似乎水到渠成。我们两座学校相距很远，要斜穿整个上海。而每个周末，我们都要换3趟公交车花上近两个小时去会面。吃食堂便宜的饭菜，在草坪上散步，坐公交车去上海博物馆。
那年期末考试，最后一门是伦理课。我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写完了考卷，然后跑回宿舍，翻出一件最干净的T恤，穿过郁郁葱葱的校园，跳上139路公交车。我不在乎考到多少分，我只想见到你。什么是幸福？很多年来，我始终认为那个上午就是最幸福的，自由而得意忘形。
我们在一起走过了近两年的时光。临近毕业，你的母亲反对我们交往。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去你们学校，在你的画室厮磨了一个夜晚。最后，你说要给我看样东西。然后把所有的灯都关掉，把衣服一件件脱下。你就站在月光与黑暗的交界处，身体仿佛融入了这无边的月色中。
我最后一次见你是12年前了，那是个兔年，你也是属兔的。那年的春节特别晚，在情人节后的一天。我知道我们就在一座城市，在五道口，在惠新东桥，在大望路也许我们都曾擦肩而过。我一直期待着和你再度邂逅。午夜梦回，往往是坐着破旧的公交车穿越上海的弄堂。我甚至幻想着，仍旧是在那个西单的麦当劳，看见你。你的孩子在视野里玩耍。
兔年又要到了，本命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