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文
罗蒂去世，远不如萨义德、桑塔格去世那么扯人眼球。而事实上，萨义德也好，桑塔格也好，他们的去世如何及得上失去罗蒂那么重大。我尊重萨义德，是基于他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姿态。至于桑塔格，可以用一个哲人形容某个有名无实的教授所说的话来评价：“一个一流的撒香水的人”，谈不上其它。而罗蒂的离去，绝对是人类的一大损失。因为，在我所知的当代哲学家中，他是真正面向未来的人，真正敢于带给人类希望的人。他是行动的哲学家，实践的人。在行动力方面，他强过了伯林，也强过斯特劳斯，或许伽达默尔可以与之媲美。当然，我并不奢望人们对一个哲学家的去世报有更多的关切。哲学家自有他的王国。
国内媒体对于罗蒂去世的报道很少，比较及时的是《东方早报》。昨日的《新京报》也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报道。可在《新京报》的文章末尾，有徐友渔接受采访的一段话，让我十分愤懑。他说：“罗蒂的价值在于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政治文化中一些基本价值的否定；但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在中国被夸大了。他希望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搭上一座桥梁，这让比较排斥分析哲学中逻辑性的中国人更觉亲近。为什么对他感兴趣呢？因为一些人喜欢大而空的东西。”这简直是无知而无耻的言论。
罗蒂在哲学上的成就早有定论，他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不是徐友渔这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可以诋毁得了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徐友渔言论中透露出的忘恩负义的心态。
从20世纪80年代起，罗蒂哲学不仅对西方哲学传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更对中国哲学界带来了十分新鲜而丰厚的养分。包括徐友渔在内，当时的学人哪一个不从罗蒂哲学中获得过启示、感悟乃至反击的对象？为什么像徐这种本无任何原创哲学思想的人不懂得饮水思源，不懂得感恩戴德，而要在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去世时说这种忘恩负义的话呢？善意地谈及别人的死亡与悲痛，须知这是连普通人也明白的道理。忘恩负义到不近情理的程度，这样的人与禽兽何异？
事实上徐友渔在哲学上有什么成就？他懂得分析哲学还是政治哲学？用甘阳的话讲，这人基本上不搞他的专业，老实说“做政治哲学还不够资格，他（徐友渔）没有真正进入过，他不过是有政治关切而已。”像这样的人，还是老实呆在社科院的大楼里，等待庸碌一生的终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