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准生证》的官方名称是《婚育证》，大陆公民在登记结婚后，在生育孩子前须向计生部门申请取得，孩子出生后，凭此证办理户籍手续。《准生证》一度和我擦肩而过，我以为它已经离我远去，没想到转了一圈它又回到了我身边。

大孩子静依，计划是在厦门出生，所有的准备也以厦门为中心，甚至没有想过其他方案。在最后一次产检后，我和静依妈妈去市出入境管理处咨询孩子的国籍和落户，得到的权威答案：夫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如为中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出生的孩子，自然为中国国籍。如果这样，我必须办理包括《准生证》在内的全部计划生育手续，而孩子临盆才着手申报，不仅可能面临居委会和街道计生干部的训斥甚至种种处罚，可能面临医院要求提供的种种生育手续，基层计生干部也可能为此受到连累扣去奖金乃至失掉工作……联想到这些，断然做出送静依妈妈回日本的决定。

接近临盆的产妇在厦门和上海登机时有些波折，挺着大肚子的静依妈妈最终还是平安地回到了日本。静依出生后两个月，和她妈妈一样持工作签证回到国内，也顺利取得《居留证》。6年多过去了，静依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而她的存在，在我的户口本上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就是一个在我家暂住的外国人。

老二静雅的情况正好和老大反过来，我们春节的时候去长崎，在长崎的市政厅办理了怀孕手续，联系了出生医院，预约了接生大夫。孕检等例行检查要么是飞回长崎，要么在上海的美国医院，以保证孕检资料的在项目和标准上基本一致。同样地，我没想过在国内办理出生手续，只是等待着时间一到便飞回日本……

命运总是在捉弄人。

静依妈妈在安排产假时遇到麻烦。她所在企业的人事部门只给她8周的产假，并且举出若干成例，我们查阅了若干条规，发现没有适合静依妈妈的硬性的产假条款。几经交涉，人事部终于破例满足我们按所在国法律规定为准的最低要求，获得18周的产假。

仔细分配这18周，在时间安排上相当紧张：按民航规定，离预产不足8周的孕妇，不得乘坐飞机；按医生建议，8周龄前的新生儿乘飞机，可能会因气压变化导致听力受损，这样算下来，静雅出生后回到国内，即便是以最快的速度，静依妈妈也只剩下2周时间休息。另外一个问题，连续16周呆在日本，会很无聊，无论静依妈妈还是我。既然如此，何不在让静雅在厦门出生？对大人对孩子都方便，静依也能分享妹妹出生的全过程。

二，线路图

一位朋友告诉我，办这事情，你就准备好被折腾吧；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办这事情，你拍三次桌子，就办下来了。我说：用游戏的心态去办，或许会别有乐趣。

我选了个周一正式开始办理孩子在厦门出生手续，上午8：30给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打电话，也拉开了一幕啼笑皆非的生活剧。

第一个电话，告诉我办这事情的人还没来，让我20分钟后再打，半小时后，我再去电话，找到了我要找的人：
“您好，我是XXX，我住在XXX街XX号XXX单元X楼，我要办理《准生证》。”
“少等，我查一下。”电话那头是位闽南腔很重的妇女，我等了约3分钟后，她再次开口，“不对，你的户口是在这里，但你不是常住这里。”
“我是住那呀。”我想打个马虎眼儿，以前我住那也被这样质疑过，因为总是早出晚归。
“不对！你在XXXX年XX月XX日就搬家去XX街道XX社区，住在XXXX街XXX号XX楼XXX号！”
晕！我自己也忘记我是啥时候搬家来先住地方的，也不知道现在的门牌号码。“神勇”“彪悍”一组词汇立马浮现在我眼前。在强大的大阿哥面前，我无法做任何解释、狡辩和抵赖，趁早彻底全交待吧。
“好吧。那手续要如何办？” 我的语气明显变低调了不少。
“你先去你现在住的社区（服务中心）开个证明，一定要在证明上写明‘未生育未抱养’，然后再在我们这里来换证明。”对方在查阅了若干文件后回答我。
五分钟后，我接到同一位阿姨的电话，是友情补充——我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向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咨询，并且告诉了我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小熊”。

我随即拨打了“小熊”的电话，明确了线路图：先在我所在的社区去领我自己的“已婚未育未抱养”证明，静依妈妈的证明要去办理结婚登记的民政局复印登记材料，特别强调须复印完整的全部材料，再持这些材料去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换批文，最后凭批文回街道办事处办《婚育证》。

线路清晰，听起来也没啥困难，撩开脚步开跑！

三，事情看起来没那么复杂

所有人都认为我目前住的社区，专业说法是“事实居住地社区”，不会给我出任何文件，因为我在那里没有办理过任何登记手续。我到那社区的时已经接近中午11：40。分管我所住的片区的中年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听完我的诉求后，噼里啪啦敲了几下键盘，又拿出一本老式台帐一样的东西，翻到了我家那页。

“你家还住着个小女孩儿，是谁？”电脑上和台帐上都赫然写着静依的名字。
“是我老婆的孩子。”我瞅到了附注栏里都标着静依的国籍。
“喔。你老婆是初婚还是再婚？”
“再婚。”事到如今只好随口这么说了。
只见中年大姐女拿出一块学生橡皮，在台帐上擦掉了“初”换上了“再”，随即在电脑上做了同样的改动。我有些瞠目结舌，惊诧之余，心里嘀咕着“关你鸟事！”
在填写完声明“已婚未育”的《声明书》并按下庄严的鲜红手印后，中年妇女在一本便签薄上给我开具证明，应我的要求，白纸黑字地写上了“未生育未抱养”的专项说明。

揣着盖上社区大印的纸头，我颇有些成就感：“哎——事情没那么复杂。”

四，哪这么容易

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下午刚到上班时间我就出现在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几经询问才找到受理柜台前。没人排队，只有柜台后的两位女正式工模样的在教一个女临时工模样的录入电脑档案数据。
我等她们交待清楚工作喝完茶目光注视我时，才卑谦地说明来意。其中一位正式工看起来眉慈目善，说起话来却相当冷漠：“你先办登记手续。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先拿来。”
我当即奉上她要的全部证件和复印件，心底在狞笑：“哼，我连驾驶证行驶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企业代码的原件复印件我全揣在包里，不给你调戏的机会，阿姨。”
“你周四下午来取。”官员觉得我如此轻松满足她的要求，完全不能凸显她存在的重要性，例行的训斥词句得不到发挥。
“您看我能不能在这多等一会……”我的语气充满了哀求，真不愿意再横穿厦门跑一趟。
“你这是2002年的证儿，我们要去翻档案，哪这么容易！”
正式工就是正式工，要跑一趟能全搞定，那还以为当她可有可无。
既然没商量的余地，只好再跑一趟了。早结束这里，我还有时间去户籍所在地社区换我的“已婚未育未抱养”证明。

五，你必须回去重新开证明

来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经办人，就是早上我们通话的那位，和我预想的没差：30岁上下，棕红色头发却是党员干部的干练发式，口气也和电话中一样，代表着权威代表着政策代表着组织，没有丝毫含糊。
在接过我双手奉上盖着“事实居住地社区”鲜红大印清楚写着“未生育未抱养”的证明后，社区干部端正的脸庞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随着阅读的继续，严肃变成了愤怒，我知道我闯祸了，比抢了她家的鸡蛋还严重，似乎亵渎了她深信的宗教。
“XX社区真不像话！这么严肃的东西怎么能这么写？！”只见她咆哮着对邻桌说，“XX！给我查XX社区的电话！！”
见我在一边吓得哆嗦，她才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失态，忽然换了副面孔对我说：“你先坐，这和你没关系，是XX社区业务不熟。”
只见她拿起电话，愤怒地敲了几个号码，找到了中午给我出证明的阿姨，劈头就自报官衔——XX社区计生主任，接着大声指责对方没学习XXXX年XXX号文件没读XXX管理办法没听XX局长在XXXX年XX月XX日在XXX会上的讲话，其语速不亚于宋世雄韩乔生黄健翔。
这口条在这开社区证明，实在有些屈才。我还没忘记提醒自己，下次再称呼她，务必记得带上“主任”头衔。
终于地，她训斥完了电话那头的人，对我说：“你必须再回到XX去，重新开证明。”
我依旧卑谦地请教问：“主任，我是不是一定要再回去？”
“是的。”主任这次头也没抬，摸出瓶护手霜开始抹起来。
一刹那间，我想起了拍三次的桌子的民间传说，此时不拍更待何时？我刷地站起来，一拍桌子，拿出了杨佳的表情，大声说：凭啥让我再跑？这大印是不是假的？！你电话上交待写明“未生育未抱养”，别人也写了！你早上要的我全拿来了，现在你却说不行！满大街都是偷生超生的你不去管，我遵纪守法来办手续，你却把我当猴子耍！你这样做是逼良为娼！……
主任大概真的经历了无数次拍桌子的场面，见我手里没有任何可能的凶器，毫不介意地依旧面不改色地对我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XX社区业务不熟。解释归解释，我注意到她一直坚持着另外一个原则：绝对不为浪费我的时间表示丝毫的歉意。

我还有2次拍桌子的指标，一古脑把它全消费了没准会伤到手。想到这里，我摇头自认倒霉，灰溜溜地出来了。

六，一胎还是二胎？这只是个问题

回到事实居住地社区服务中心，我当然不敢提“业务不熟”，相反，十分担心这边的阿姨被那边的主任训斥，一肚子的无名火发泄在我身上，还有，我到目前为止还，我依旧认为这边的大姐对我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工作是认真的。

到了大姐的办公桌边，大姐同样热情友好认真，这次是和我讨论起一个新问题。
“你是2002年9月28日结婚的？” 大姐对着电脑对着台帐对着我的《结婚证》复印件问我。
“是的。”
“你家那孩子是2003年11月3日出生的？” 大姐对着电脑对着台帐对着静依的护照复印件问我。
“是的。”
“那你能拿出证明证明这孩子不是你的吗？”
“不能。”
“那你能拿出证明证明这孩子是你的吗？”
“不能，我相信日本政府不会也没有义务出这样证明。”
“你说你老婆是再婚，能给我们看她的《离婚证》吗？”
“没有，日本没有《离婚证》一说。”
…….
其实，我是可以证明我是静依的父亲，静依的《户籍滕本》就在我包里的。《户籍滕本》即日本户口底卡的官方复印件，是日本官方认可的唯一身份证明，静依的《户籍滕本》上“父亲”一栏里标注着我的汉字名字。但一旦我出示静依的《户籍滕本》，可能带来非短期内能完结的手续：首先得找官方认可的翻译机构把它翻译成汉语，再把翻译件邮寄去长崎的中国总领事馆或东京的大使馆确认，在驻外机构盖章后的翻译件才成为官方认可的文件。所以，《户籍滕本》这页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出手的。

我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大姐便立刻给某个机构的去电话，报告我的回答并听取下一个问题，放下电话后便向我提问，在听清楚我的回答后，大姐便又拿起电话，按下重拨键……我在这反复重复的过程中也没闲着，倒不需要想她的下一个问题，而是在琢磨啥时候消费拍桌子的第2个指标。

终于地，问题再次回到2002年9月28日结婚2003年11月3日孩子出生。我看着略显疲惫的大姐，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换了个语气对大姐说：“大姐，我已经说过了，那个孩子是在中国合法暂住的外国人，法律上和我没血缘关系。如果您一定要知道孩子的来历，我可以讲好多版本的故事给您听，您是想听琼瑶偷情版、警匪强暴版、神话聊斋版，还是慈善收养版？我现在都可以讲给您听……话说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冬夜……”

大姐这时已接近崩溃，示意我别再说下去，又拿起电话讲了好一阵，重复着刚才说的那些内容，放下电话后，下了结论：“我请示了领导，领导认为这孩子婚内生育，算是你的孩子。”
“那我能再生孩子不？”我立刻问，其实我心里早已知道答案。
“可以啊！”
“那不就没事儿了！我已经告诉您我来办生孩子手续。您算生的是头胎还是二胎，我都没意见，您却一定要弄明白我家暂住的外国人的前世今生……
大姐豁然发现自己兜了个大圈子，拿出格式的证明填了起来，当然，我也再次要求她特别注明“未生育未保养”，她也要求我再次在同样格式同样内容的声明书上按上手印儿……

程序，一切又回到程序上来。

第二份证明拿到手，已经没有了领第一份时的成就感：这事情看起来快不了，有时间再做往下走吧，我决定不急着去户籍所在的社区找主任换证明。

七，取件，顺便围观

过了2天，按照预约我去民政局取件。据说这里是有行规的：这柜台上午办结婚下午办离婚，复印档案这类事务接案不分上下午，而取件则固定是下午。
我到的时侯柜台前挤了一大堆人，坐在等待席上仔细观察一番，发现是一对在办离婚。男方是台湾人，一看就是浊水溪以南的台湾阿土伯，而女的是厦门郊区的中年妇女。除了主角外，所有人都是女方的亲友团——七八个闽南农村的老太太。双方在散伙手续的最后步骤争执不下：男方不愿在女方没签字前付约定好的10万人民币分手费，女方在没有确认现钞入袋前不肯在协议书上签字。此外，还有其他如文件不规范的等问题：护照复印件只能是黑白的、离婚协议一式3份誊写须字迹清晰不得有任何涂改……
还是前天那位眉慈目善正式工，现在已经被这帮人叽叽喳喳得闹得焦头烂额，终于目光扫到了坐在等候席上的我，来了解围的灵感，大声将亲友团喝到室外，再把僵持不下的男女主角哄出门，让他们商量好再进来。
室内一下子恢复了安静，我很善解人意地给正式工留了几分钟喘气，才走到柜台，当然也是防止她在我身上泄愤。正式工没问我任何问题，丢下了句“你等一下”便离开。要么是去厕所出恭要么是透气消火要么是关心股市收盘，我足足等了15分钟，她才拿着一页复印件回来到柜台。
“这是全部的复印件？市计生委特别强调要完整的全套的复印件。”我很怕再跑，多问一句不会错。
“嗨！我们做这事儿多了，这就是全部！”正式工毫不犹豫地回答，嘴上还挂着另外一句，“计生委那帮土鳖知道啥呀，你别给他们这原件，给这东西的复印件就好。”

又拿到一张纸，又走完一个程序。从民政局出来，阳光是那么的灿烂，天是那么的蓝，我忍不住哼起小曲儿了。

八，遇到这样的人真头痛

又见主任，没指望是件愉悦的事情。当然，我努力忘记给她拍过一次桌子的事儿——咱是去办事儿的，不是去添堵的。

来到主任办公桌前，双手奉上事实居住地社区的格式证明，主任仔细读完后，提起了电话，拨了个号码，开始汇报我的材料并请示如何办理手续。
“训斥别人一套一套的，你的业务水平也不过尔尔”我只敢在心里说，努力不把不快写上脸。
主任放下电话，拿出一本表格让我填写，表格并不复杂，我三二下就填写完毕，可主任仔细阅读后说：你这里没填写对，你们的出生日期要填写到日。我觉得我不能再给她好脸色看了，但还没有到发火的地步：“主任！您仔细看看，这栏上写的是“出生年月”，不是“出生年月‘日’！”
主任再次拿起这份她熟悉的表格，也许这是她唯一的一次认真读。

接下来是要求我提供静依和静依妈妈的护照，我说只带了静依的护照，而她妈妈的护照复印件我只能立刻传真过来。主任说完没问题便拿着静依的护照去复印了。约莫20分钟后，主任带着一脸的歉疚回来了，这次没打电话，而是问我：“这护照要复印哪一页？”面对这样的问题，再火大的人也发不出了，我故作耐心状，告诉她要复印带照片那页如果有必要也可复印签证页和盖最后一次入境章那页。
主任终于带着复印件回来了，静依妈妈的护照复印件也传真到了，但到了主任那，又习惯地被摇头了：“这传真很不清楚！不行啊。”
我觉得不发火不行了： “主任！你别刁难人！我们现在拿这传真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让他们看看这护照复印件合格不！走！我们现在就去！”
有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的主任见我火了，立刻换了副面孔笑着：“你别生气，坐坐坐。”，从此不再提这事了。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主任拿起了电话，开始请示下一步如何办理手续。开始我以为她在说别人的事情，在听到她一一报告我已经提交的材料时，才确定是在说我的事情，于是把耳朵竖了起来。
在她的这个电话讲到第22分34秒时，我的第2次拍桌子机会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整的，给我的材料都是乱哄哄的，我给他讲了好多次他还是没明白，遇到这样的人真头疼，我嗓子都讲哑了，哼，哼，我已经给他了证明让他去市计生委可他不知道为啥现在又回来了……”
我就坐在离她不到一米的地方，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此时肺都气炸了！“乓！”地猛拍桌子：“你胡说八道！鬼话连篇！我来两趟都是在按你的要求给你东西！你啥时候给我东西了？！”我故意拉高嗓门让电话那头的人听见我的咆哮，也让周围的人听到我的痛斥。
主任的脸变形了，而且那变形的表情凝固了，过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挂上电话。隔壁的社区主任也跑过来了，还有带来几个看热闹的。
主任目光散乱表情恍惚，好像被花瓶砸中脑袋，我忽然真担心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啥的，经这一吼弄个脑血栓半身不遂啥的，那事情就大条了。所幸，几分钟后她恢复了正常，头一句话是：“对不起，我记错了，我把你记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都算啥事情呀。
主任到底还是主任，定了好一会的神，继续为认真地为我办理手续，不仅没再问我任何问题。最后还主动帮我联系街道办事处，拜托她们等我去盖章。就这小举动，让我对她说了三次谢谢，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否则我也许还要跑上两趟。
离开主任办公室时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主任把我打发走前，觉得本着共创和谐社会的最高指示，还应该和我寒暄几句，以缓解我可能对她产生的敌意。主任的寒暄也许发自内心但的确让人哭笑不得：
“哎～，我说，你们咋不去日本生呀？”
“在国内生不行吗？”我觉得这问题从她嘴里说出来，好气又好笑。
“可以可以。”她也许现在才知道说漏嘴了。
“在中国生好呀。在中国出生突显得我爱国啊。”我冲口调侃，“要是在日本生，还没这机会认识您呐。”

九，“小熊”

接下来是去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严肃认真的时刻到了。我郑重其事地把所有的证件、证明、复印件都重新梳理一遍，制作了文件清单，装入专门的文件袋。沐浴整冠，行前还专门给“小熊”去电话，再次核对所需材料和确认地址。

如“小熊”电话所说，市计划生育委员会非常人所能找到——在几个小区之间连接道上，路名可能只有民政局命名道路的那几个人才知道，我相信厦门的邮递员和快递公司的也没几个知道。就冲着“小熊”电话上关于地址的耐心教导，我相信“小熊”一定是个学习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的先进分子。

地理位置虽然奇特，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八层高的办公楼还是有着政府机构浓浓的肃穆和威严。在门岗登记后进了办公楼后，整栋楼如休息日般空无一人。按门卫的指示上到4楼，整层楼也只有一个人在办公，真走运，这唯一的人正是我要找的“小熊”。

敲门进去后我首先是一连串的道歉——我在电话上数次称呼“小熊”的，竟然是已经年过半百！戴着黑边眼镜，穿着皱巴巴的深蓝色旧西装，一眼看出是位革命的老黄牛——“不好意思，熊先生，是他们叫我称呼您‘小熊’，我真不知道您……”
“没事情没事情，我习惯了，他们都这么叫来着。” “小熊”一边大度地摇摇手，一边和蔼地招呼我坐下。

这是一间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办公室，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件，真有点像《编辑部的故事》那布景。

“小熊”花了几分钟查验了我提交的证件正本，又依照我的清单整理了提供的复印件，起身换了张办公桌，拿出本带有红头的便签纸，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了笔……

手开始写字，嘴也讲开了，从云南的旱灾到上海的世博，从厦门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到低碳社会……我原来以为给我的文件是标准格式的介绍信或至少是打印机出来，没想到这官函居然是“小熊”挥毫亲笔，一瞬间我再次回到20年前！

为了暗示他专心写字，我好几次有些不礼貌地但客气地打断他：“现在写一手好字的人真少见了！”但预料中的情节还是发生了——“小熊”的亲笔文件写了一半，撕下来揉揉扔进了废纸篓——他弄错了我户籍所地街道办事处。从头再写，或许在我的夸奖下，“小熊”笔头比刚才更加利索和潇洒，嘴上依旧和我天南地北地聊着……
我现在明白了，感情我是在陪他打发时间。
新一页写到一半，“小熊”又停下来了，聊天也停了，重新翻了一遍我提交的文件，我心底格登了一下：“千万别再出啥妖蛾子！”
几分钟后，“小熊”自言自语说开了：“要是办《二胎证》，你还得去区计生委；办《一胎证》，只用在街道办。我还是给你办《一胎证》，这样你简单。”
我心底里立马泛出万千感激，就差流眼泪鼻涕了，嘴上还是忍不住问：“如果社区和街道坚持认定是二胎……”
“小熊”听到这话，搁笔起身，表情严肃地牵起我手，带我到房间门口，指着科室牌子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这里是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法规办’！社区和街道如果有任何疑问，让他们来问我！”
说完“小熊”径自回到桌边，在文件上用最坚定的笔法写下了“请予按政策办理《一胎证》”。

事情本可以到此结束，我却没管好嘴巴，做了个大傻事。看到“小熊”已经在写落款，我随口问道：“如果我再生第‘二’胎，手续是不是也在您这儿办？”
“小熊”写完了日期后，套上笔帽放回自己的上衣口袋，转头严肃地看着我，我知道我闯祸了：“手续是在我这里办，但即便是外籍，也不能无休止地生下去……不少人用人权、宗教等理由，在我这里说这说那……我办理过最多的就是第3胎，那是要请示省计生委的，如果省里同意我就办……不管是哪国的人，在中国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我恨不得当场抽自己三个大耳巴子，我咋这么多话呢？！
终于地，在“小熊”发表了接近10分钟的激情演讲后，我瞅准机会再一次客气地打断了他：“您看熊先生，是不是趁现在还有时间，我抓紧把您的文件送去社区？”
“小熊”可能这才收住了思路，十分友好地递给我他的文件：“去吧，现在也许他们还在上班。”
“可是，熊先生，这文件还没盖章呢。”
“小熊”为自己的疏忽笑出声来：“我以为我已经盖过了。”
在“小熊”激情宣讲法律政策时，我注意到他一度从抽屉里翻出了公章，还哈了好几口气，但没有在文件上盖便又放回了抽屉的底部。

十，你的手续就这样了

揣着盖有大印的批文，我忽然觉得我的腰硬了不少，一胎二胎的问题盖棺定论了，脑子里居然在琢磨如何调戏社区那些精通政策的大姐阿姨们。我太阴暗了！
批文在我身上揣了3天，心里也美了3天，确定捉弄人等邪恶心态完全消失后，我才联系社区的计生主任。

来到主任桌边，我依旧保持着客气、礼貌和谦卑，犹如小学生交作业般双手捧上了“小熊”的亲笔批文。
主任以前一直自信自己精通业务，自己的使命就是负责解释和执行政策，而读完批文后她明显地迷茫了。但这茫然之于她，首先的反应是质疑文件的真伪，只见她拿起那张纸对了对光，看看我是不是把“二”涂抹成了“一”，再像银行核对印鉴般，仔细研究了大印的真伪。
我几乎又准备拍桌子了，这举动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在侮辱我！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她挺可怜，冲她发火也变得很无趣。
在去社区的路上，我阴暗地设计着各种场景，一度觉得我的最高享受是微笑着欣赏她的尴尬。而现在，我觉得这游戏寡然无味。
“有任何问题，请给市计生委的小熊联系吧，我抽烟去了。”撂下一句后我抽身去室外了，我可以预见主任会打若干电话，但真不想再听情况汇报和政策法规大讨论。

10分钟后，一位年纪大些的计生干部端着一杯茶送给在室外抽烟的我，我忽然发现这是我喝的头一杯计生茶，也头一次发自内心说“谢谢”。
15分钟后，主任叫我回去，告诉我：“手续就这样了，办好了我们会通知你来领证。”
我想说“谢谢”，说不出来；我想说“给您添麻烦了”，却发现是您在我添麻烦；我想说“再见”，却真不想再见到你们中的任何一张面孔……

我没有接到领证通知，没有接到补充材料的电话，直到三个月后，静雅妈妈回厦门待产，一天下午去那偶然路过那里，才想起可以顺便看看能不能领回《准生证》，
这是最顺利的一次，我事先并没有电话预约，直接敲门进去说明目的，主任还是那位主任，几乎已经把我给忘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一会，啥也没说递给我，又埋头做她自己的事情了。

程序就这样走完了，我还有一次拍桌子的配额没用……


同样的事情在日本……

春节在日本期间，静依妈妈和去市政厅办理怀孕登记手续。这事在日本既是严肃的，也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晒着太阳散着步去完成这程序。
市政厅还是那栋毫无品味的老建筑，依旧没有门卫，出入也不需要出示证件登记，感觉在中国这就是乡镇一级的邮政局。
怀孕登记处在市政厅3楼的一角，文件柜围成的一个有缺口的圈，缺口前的一张小号办公桌，算是登记台。
一位中年女职员操着职业腔带着职业微笑接待了我们，那登记台只能容纳得下一个人，静依妈妈和她隔着桌子对面坐下，我和静依则在旁边找了一个地方。
这样的手续没我的事，坐那无聊地观察四周环境。这个区域或者这个部门负责生育登记，但布置和厦门的妇幼保健院没啥区别——一片大的开放空间是给幼儿玩的，放着从滑梯到玩具到儿童书籍，这儿童游乐场旁是一排“办公室”，门上标注着供供孕妇休息、供产妇哺乳、智障儿童测试智力……咋一看更像民营门诊部的就诊室。
静依妈妈一直在听，而那位工作人员不停地取来各种印刷材料，每取出一张，便会从页头解释到页尾，仿佛保险推销员在给文盲阿婆的条款解释。没多久，不大的桌子上就放满了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纸片。最后，她取来一个防水包，把桌子上的所有纸片按一定的顺序装好，双手递给了静依妈妈。
这防水包我熟悉，静依当年也有，里面装着包括孕妇生活指南、儿童防疫接种卡到怀孕生育期间的各种社会福利手册等。当年静依的这个包，大概是2公分厚，而这次超过8公分。事后，静依妈妈告诉我，那包里新增的内容相当丰富，有静依的额外体检，有免费的交通代用券，甚至包括了孕妇的洁牙和染发费用。
大约50分钟，这个柜台的程序完成。
在3楼做完孕妇登记，下到1楼办理税务减免——为鼓励生育日本各地出台了不同的优惠政策。在长崎，从怀第二胎起至孩子成年前，家庭直系成员所得税减半，从怀第三胎起至孩子成年前，家庭直系成员所得税全免。
我们在日本无需缴纳所得税，前后不到2分钟：静依妈妈隔着柜台，站着和税务官“寒暄”了几句，就算完成申报手续。
我注意到，在这两个柜台办手续，我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静依妈妈唯一动笔的是在3楼的柜台上的一个表格的一栏里填写居住地址和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