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住在院子左侧的门房，原来他家是一户简单的四口之家：一对夫妇带一对子女，长女生于60年代初期，幼子出生在60年代中期。彭家一侧有窗户的墙面向街道，另一侧与马奶奶马伯伯的家一墙之隔。彭家的两个房间都有阁楼，不固定的楼梯连接两层，有些时间孩子们住阁楼，后来与同住一院的姑妈调剂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孩子们搬过去住，阁楼则用来堆放杂物。

彭家的主人是位瘦削的电焊工人，不是任何一家工厂的正式工，总在这家车间或那个作坊干活。他的特点是嗓门大，但为人随和。

那副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的心爱玩具——铁圈（宜宾话叫“铁环”），就是他给我的礼物（当然心中遗憾的是，我的没有他儿子的那个大）。而我对他的回报，竟然是一次恶作剧：一个热天的中午，他在家和衣午睡，我潜入他的房间，用手指头蘸上大黄的宣传颜料，涂在他穿着新哔叽布西裤的屁股上！他醒来后大为恼火，但没有向我的家长告发，只是总结说：“你这孩子看着老实，其实是暗中调皮！”那个中午我们两人四目相向，实在尴尬：我知道我闯祸了，他则在为他崭新的高级裤子痛心。

主妇姓苏，回族，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穆斯林。她是个近乎文盲的家庭主妇，和所有的街坊邻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由于宗教因素，彭家的副食品票中的猪肉票被改为牛肉票，在附近是相当特殊的。有时候，也许是为了她先生或孩子能尝到猪肉，我们家也需要换换口味或能吃到更多的肉食，我们两家在私下互换肉票，两全其美，两种票证的汇率一般是半斤猪肉票换一斤牛肉票，据说这是当时的行情。她本人吃不吃这些猪肉，本人是不是给烹饪这些猪肉，一直是我好奇的事情，但一直不敢打听。

七二年前后，我随父母去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再次回到和平街，人们告诉我彭家主妇去世了。她去阁楼取东西，因为双手端着物件，人是背朝楼梯下来，不慎失足跌下，高度不大但头先触地，导致严重的颅内损伤，送医不治。据说她的葬礼及入殓都是按穆斯林的传统操办的，从人们给我说这事情始，我就不再好奇她和猪肉的瓜葛——对她来说，那不仅仅是宗教，而是祖训。我一直很遗憾，没能目睹她的葬礼，也没有适当的人方便打听细节。

她在世的时候，夫妇二人时常由斗嘴演化成斗殴，双方一定会操起“非杀伤性武器”作战，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交战一方持晾衣服用的木杈为矛，另一方执木锅盖为盾，你来我往，一番叫阵接一番撕杀，不无精彩。但参战双方都信守着交战原则：不发生流血事件，不重创对方，不记隔夜的仇。

主妇不幸去世，争吵械斗没有了，但繁重的家务落在了长女身上，做饭洗涤买菜持家一肩挑下。

电焊工人丧偶后，大嗓门沉默下来，直到几年后有了续弦才恢复些许。续弦是郊区妇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长子年纪比电焊工人的长女还大。续弦进门后的相当时间，街坊邻里都心照不宣地排斥着她，一是因为前妻在大家印象中的惯性，二是她是农村户口。她的孩子们住在郊区，不经常来，偶尔来一下也很难被大家接受——农村的孩子都没教养都挺脏。不知道是因为续弦大大咧咧的性格让她注意不到大家这些含蓄的排斥，还是她乐呵呵的天性让她逢人就招呼聊天，在不知不觉中，她成功地融入这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成了街坊里中的一员。

或许续弦有着壮硕的身体，在械斗中电焊工人不占优势，或许前妻突然辞世让他忏悔反省，再婚后，两人只有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第一年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吵架械斗，其后再也没爆发过任何规格的暴力冲突，直到我搬离和平街。

我最后一次回到和平街，电焊工人已经去世，他的年纪并不大，据说是动了二次胃部手术，术后效果并不好。续弦依旧健在，主持着全部家务，此时的她，已经是和平街院子的老街坊了。

电焊工人的长女一直功课不太好，但有着开朗的性格，做任何事情手脚麻利，进入中学后不久便操持家务，一直为邻里所赞赏，我不止一次看到她与邻家孩子一起玩着玩着，突然退出游戏跑回家做饭，该做的事情料理清楚后再回来继续游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红灯记》里的唱词，我爷爷总用这句来教育我们，她是眼前的一个实例。初中毕业后，她没有继续读书，去了一家街道办的机绣厂工作。

撇下书包成为一个社会人，是一眨眼睛的工夫。尚在上小学的我，第一次有了“不想长大”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她的恋爱，对象是她的继母的亲生儿子！续弦的儿子灵巧活跃，有着一双诚实的眼睛，每每和生人说话，脸上总带着几分羞涩。他虽为农村户口，中学毕业后参军，给他的成分抹上了一缕金色。

我听说他们后来结婚了，但没赶上吃他们喜糖的机会。

电焊工人的小儿子，比我长两岁，是我整个幼年、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一起的朋友，当然也少不了一起游戏，现在想来，他有个原则：只要有院子外的孩子参加的游戏，他必定会帮助我保护我，而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则毫不手软。我们保持得很长关系纯真但不平等：我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他可以慷慨地把他的小人书全借给我，也可能五分钟后全部收回并大声发泄着不满，因为小人书有折痕或污损，而这些可能是他自己所为。我们很少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电焊工人总是教育他要照顾好我这小弟弟，如果教育不听便施之以老拳。

当然，我家也同样尽量关照这哥哥。记得我大约三岁的时候，他在后面追赶导致我在翻越门槛的时候摔交，嘴里被磕破多处，流了不少血。他知道自己闯祸后躲起来逃避他爹的惩罚，电焊工人和他的穆斯林太太非常紧张和焦急，围着向我家人道歉，我家人则坚持我的伤无大碍，坚持要求他们别惩戒孩子。

既然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干的傻事情自然不少，其中之一是：我们一起偷偷抽烟。最开始是收集双方父亲的烟蒂，取出烟丝后再重新卷制，发展到后来偷出整支的香烟。一般情况下，我得手的时候比较多，他则提供场地——电焊工人上班了，穆斯林去世了，姐姐出去玩了，我们两人关上门窗你一口我一口偷偷吸开了。当然，这劣行很快暴露了，我们都没有享受到预期的皮肉之苦，但自以后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再抽过一支香烟，即便有时候的诱惑难以拒绝。

我进入初中，电焊工人的儿子进入高中，我们读同一所中学。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从他搭载我上学，到教我学会骑，再到我搭载他上学。能骑单车上学，犹如现在开私家车上学，是相当时髦的事情。

会骑车，无疑是当时值得炫耀的技能之一，有了他那辆不怕摔的自行车，我很快练就了一套套花哨的动作，让他这教练一遍一遍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我个头比他高，腿比他长，高难度动作我敢做。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一家烹饪学校，再后来去一个机构的食堂做厨师，和我的联络自然稀疏了，直到完全失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