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袁家，我心里一直发怵，把他家的故事筛选、分类实非易事，更不用说组织成能准确描述的文字了。

先说袁家老俩口，如果你当着他们的面称他们为“俩口”，女的一定会立刻严正声明:“我是我，他姓袁，我姓黄，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正式离婚，但两人的关系比任何反目夫妻的关系要恶劣得多。

男的在解放前做过警察，四九后一直没有工作，但游手好闲的习性坚持下来。当时，在中国社会中的所有人物都脸谱化了，而此君正好长了副“奸恶者”的标准脸谱：浑圆头常常剃得铮亮，颧骨高高地突起在削瘦面庞上，眼窝下陷而眼球暴起，不时剧烈的咳嗽，随即一口浓痰。个头并不矮，但走路总有些佝偻，如同一层薄皮附在一具游走的骨架上，没有脂肪也没有肌肉。院子里几个小孩常常模仿他乘凉打磕睡的坐姿，记得那种关节活动的玩偶么？它做出的姿势，人未必能。

三种物品常伴他左右：拐杖、烟杆和夜壶。拐杖是七十年代在初期开始用的，可能使用心得不多，没见他做过任何带自己特色的动作。

夜壶随他有些年头了，是一个大如面盆的土陶制品，深褐色。人们没见过他认真洗碗，但用水精心滋养夜壶，却是天天能见的景象。直到现在，我每见有高雅人士悉心养壶，总会想到遥远的那只壶。

那支一尺来长的烟杆是秀出他“优雅”生活必不可少的道具。抽烟前，必正襟危坐，将自制的“叶子烟”最后的修整后，插入烟杆，小心如对待一件稀世珍品。继而，将嘴先微张成“O”型，舌尖露出迎候烟嘴的到来，再右手持烟杆，将带玉嘴的一端徐徐靠近嘴巴，烟嘴接触到舌头时，双唇慢慢合拢，直至将烟嘴完全含住。此时左手方打着火机，双目紧盯着火苗靠近烟卷。徐徐吸气，直到双腮完全陷下，此时点烟的动作才算完成，时间至少持续2分钟。其间，他的双眼不停的扫视着周围，希望发现可能的欣赏者。

一次，我们的几个小孩躲在角落偷窥他吃糖果，从在把糖剥皮扔进嘴后的半小时里，他一直不停的舔着糖纸，相信那最后被丢弃的糖纸，连蚂蚁也不会感兴趣。

街坊邻居没有人和他谈话，连个招呼也是多余的，他也没有同人交流愿望，多数时候，是以咳嗽声代替：“我来了”、“借光，路过”之类的语言。

叶子烟是从市场上买来成扎的干烟叶，需要自己整理、加工、剪切、卷制的，在加工的过程中，有道工序是往烟叶上喷水，一般是含口水，喷向至铺平的烟叶，马伯伯也做同样的事情，但比起袁老先生，毫无欣赏价值可言。袁老先生首先花近一小时（通常只要三分钟）将烟叶铺好，随即爆发出惊天地动鬼神的喷水声，余音绕院，经久不息。如果是角度合适，一道彩虹挂在他前面，久久不散。

他的“优雅”也导致过一场大规模的家庭冲突。老俩口合用一个灶，但所有的食品调料是完全分开的。当爹的自己管自己，而当妈的则要为家里的其他成员做饭。一天下午，估计袁先生的确饿极了，与灶台的合用者商量，先自己做饭，合用者同意了。二小时过去了，眼看子女们回家要挨饿，当妈的便改变主意让自己先做---------在已经过去的二小时里，袁先生做的只是洗了一小块生姜，并切成了沫，其他的还没开始。

“老子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给老子欺人太盛！！”男的见女的不耐烦，大骂起来。战斗拉开序幕，院子里的其他人已经习以为常，做着自己的事情，只是耳朵里听着他们对白。
“你这挨刀的这样整，11点钟都做不好！娃儿回来吃啥子？！”女的已经身经百点战，这样场面经历多的去了。
“事情就是有这样多，你个娼妇没见老子一直在忙？！”男的这时已经下手中的活计，专心吵架了。
“你喊（让）大家说！”女的提高了嗓门，“让你先做饭，做了2个小时才切的2片姜！存心不让我们吃饭！”大家却在听，但没有人插嘴，这是游戏规则。
“反正你要让我先把饭做完！”男的态度继续强硬，女的趁男的咳嗽时，一下子把男的的锅从灶上端下来，迅速放上自己的。
咳嗽完之后的老头，猛然发现局势在变化，做出了个惊人的举动。
“妈的x！要不吃大家不吃！！”说着，一盆洗菜水浇在煤炉上，水蒸汽伴着煤灰，一冲而起。
他觉得这样依然不够解气，拿起地上的火钩，狠狠的捅向炉子，嘴上叫骂着：“炉芯是我买的！凭啥让你一个人用？！”
如果是现在，一家人也许去小餐馆吃一餐，在当时几乎没有餐厅，即便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能轻易的消费的。
大家吃饭是都黄了。男人坐在自己的马扎凉椅上抽起烟杆，生着闷气。女的也不知道如何补救目前的场面----重新生火不困难，但是唯一的煤炉已经破烂不堪无法继续使用，女人在一边生着，嘴上不停地骂着，只是声音没那么响亮。
天色渐渐暗下去，不知所措的老妇人回到房间，开亮电灯，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发呆，大家都知道，二个孩子下班后回家，一定会加入这场战斗。只是，谁也不知道他俩会站在哪一边罢了。
抽着烟的男人，气还没有顺，刹那间一跃而起，疾步到房内，用烟杆毫不犹豫地击碎了电灯，“灯泡也是老子买的！”-----那盏灯，他们家唯一使用交流电的电器。
果然，孩子们回来后，面对一片狼籍，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投入骂战中。那天的阵营一开始实力分布还算均匀：女儿站在爹一边，儿子支持母亲，但随着战事的延续，各阵营内哄倒戈频频发生，夫妻父子母女父女母子姐弟捉对撕杀，或一攻仨仨抬一，煞是好一场混战。骂的内容当然少不了问候对方的父母，但没有人去想，对方的父母也是自己的父母，对方的子女也是自己的子女。随着战斗的持续，大家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阵地，不断地改变着语言内容，完全忘记了因何而吵，如何解决。

袁家住院子的右厢房，约12平方米，沿着门一侧的窗下放张方桌，其他三面墙也摆三张床，房间里只剩一条不到30CM宽的通道，什物塞床下，再塞不了的就打包吊在床梁上，大小式样颜色不一的包垂下来竟然成了装饰。

老俩口育了共八个子女，除序号三、五夭折外，其他都靠当妈的在纸袋厂微薄的工资抚养成人，实非易事。

老大是所有子女中受教育最多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去几百公里外的隆昌县，在医院工作。她有二个女儿，长得都挺文静，也挺有教养。几乎每个暑假，老大都带着孩子们来外婆家住上一段。在所有的女子中，老大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吵架的，从每次回来的情况看，她应该也是生活得最平静的一个。相当一段时间，我相信婚姻中的女方，与娘家关系太近，婚姻一定出状况，老大便是佐证。

老四是子女中最富态的一个，与她的职业有关了-----她在副食品公司工作。社会上食品再紧张匮乏，对她都影响不大。她嫁了谭姓的转业军人，男人退伍到在五交化，双职工双收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令人羡慕。所有人都相信，袁老先生的全部收入，来自于倒卖老四弄到的副食品票工业票等票证，这些都是猜测，并无实据，也无人深究。老四每月来和平街二到三次，总是织着毛衣闲聊着，一般不参加家族吵架争斗，但一旦发作，亦非同小可。

老六也是女儿，办理病残后躲过了上山下乡，后来进入一家缝纫社。老六的表演我们欣赏得比较多，自然也被公认是子女中最彪悍的一个。与她的父母吵架风格不同的是，她的脏字脏话词汇量大且用法新颖，更新速度也极快，她从不永远属于一个阵营，常常一开始站在母亲的边，突而转将父母一锅烩了，继而再帮父亲助阵。直到七九年前后，嫁给一位低级军官，搬到离院子不到500米的另一条街上去住后，她的语言艺术表演才基本落幕-----我的四川话功底，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她的教育：每有新词从她的嘴里蹦出，我知道一定是脏话脏字，不敢重复，更不向旁人请教其根源，只是在心底琢磨如何写这字，它的来历是哪里。直到我离开和平街，离开宜宾，依旧保留着琢磨词汇这习惯。

虽然排行第七，却是长子，或许是家里其他人太强势，长子懦弱有余，甚至有些痴呆，关于他的传统笑话是：他作为第一批参加大串联的红卫兵，去了去北京，月余回家后，染了一头的虱子，饿得只剩皮包骨。据说，一路的火车，他一直呆在行李架上。

老七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孜孜不倦地练习着二胡，一有时间就坐在小板凳上勤学苦练，双目紧闭，头随着音乐不停地摇动，几分形似更有几分神似。唯一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没有人听过他完整地奏完一个曲目，尤其煞风景的是，他的弓一开始磨擦到弦，舌头便不自觉地从半张的嘴里伸出来，不时还有几滴哈拉子失去控制。

七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不知道他从哪召集了一帮同好，纠集了好几个唱小调的姑娘，在院子里拉上电灯，搞了一场演出，曲目不多，缺乏合练导致了无一成功，草草收场，但那是我亲历的第一场现场音乐会

后来，老七顶替母亲在纸袋厂的工作，成为一名工人，不久有了女朋友，我隐约记得她文静端正的相貌，因为那是自我出生后，院子进的头一个“新人”，不知道他们最后有没有成婚。

老八是最小的一个，至少大我五岁以上，与他的哥哥长相迥异，性格天壤之别。哥哥木纳，而弟弟则思维敏捷，无论是真笑还是假笑，笑容总是挂在脸上。在家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哥哥会偶尔插嘴进去帮腔，而弟弟张口,不是重磅轰击就是嘲笑讥讽，让人无力反驳。

老八没有逃过下乡的命运安排，但适应能力极强的他，有一双灵巧的双手，下乡没两天便学得木匠、漆匠手艺，手制的产品甚至远远超过隔壁的滕家老木匠。如果换到今天，他也许是万事通先生，但在那个时代，他能做的事情的确是不多，我甚至忘记了他从乡下回来后的情况。

最后说老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她的故事实在太多太离奇，完全可以独立成篇，不用任何渲染，拍成电视剧一定得十集八集的。

老二小学就缀学，按照她自己标榜的故事是，十二岁便缀学做工，这去河边干挑沙卸煤等重体力活，以补贴家用，供姐弟的读书上。为此，她放弃了挚爱的文化学习及文艺舞蹈，一个极富艺术天赋的女孩就这样被摧残了，换来的是家人的幸福。她嫁给一个军官后，随军在新疆，在那育有一儿三女。直到后来丈夫转业，全家才迁回宜宾。憨厚的军官，一直被绝对强势的妻子对外打扮成光彩照人的高级重要人物，三句离不开“我的老公”如何如何；对内则被虐待成孙子，任意打骂。偶有实在无法忍受了，才会在嘴边蹦出五个字：“你，是，母，老，虎！”虽然咬牙切齿，但依旧大气不敢喘。七五年转业，所有街坊都认为是悍妇把军营闹得不可开交的结果——那个年代，军官一般是终身在部队的。转业后“高级军官”的光环随着军装的褪下而消失，“文团长”变成了“文经理”-------转业安置在县土产公司做副经理。而经理太太安置在地区五交化公司。

“文经理”分到的房子，离娘家有几条街的距离，但老二还是隔三差五的回来参加娘家人的骂战，与其他姐弟参与家庭吵闹不同，老二不仅声音响亮，语言丰富，五味俱全，还伴有肢体动作，虽不在娘家与人动手，但砸东西可谓是手脚利索，完成动作后往往指着地上那堆碎片，骄傲的宣布：这是我买的！如果有人稍有微词，她会立刻搬出十二岁挑沙卸煤炭的史实，骂得对方无地自容。

老二对她自己的先生孩子可不止停留在砸东西的水平上，一幅场景是：二口子亲亲密密地回娘家前，是在医院接受清创包扎，一个头上贴着纱布，一个手缠着绷带。

当然，老二的表演不完全是暴力的，也有喜剧的内容。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时，各单位都在组织庆祝，而此刻的“文经理”虽已专业但在等侯组织安排工作，没有单位给这个有文艺天赋的家庭安排表演，这可急坏了老二。一个下午，老二组织了“文经理”及他的三女一儿，自己买了绸扇绸带，组成了这个城市中唯一的家庭庆祝队伍，在主要街道上扭起秧歌。四人帮五人帮不重要，秀出自己才是头等大事。

老二家轰动全城的事件还发生过一次。七九年，已经是读师专二年级的大女儿有了男朋友，当妈的认定这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事情。用大绳将女儿五花大绑，挂上“我是女流氓”的大牌子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了好几小时，换今天，这事情非闹出人命不可。

老二的小女儿七一年左右出生，从小就跟外婆生活，不知道到何种原因，她妈一直极度讨厌这孩子，每次见面不到3分钟，非打即骂。我离开院子时，小姑娘刚读小学二年级，已经变成一个小怪物：张嘴就是谎话脏话，对任何的打骂毫无畏惧，每每面对强势人物，一概表现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让任何人都望而生畏。

老二的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是袁家的长孙。与我同年出生，但我初中毕业时，他依然读小学四年级------总是因为考试无一及格而留级。他的鼻涕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从来没有擦过，双唇也永不合拢，总在不自觉地展示自己的舌头，与他大舅舅拉二胡的状态无大差别。没有人相信他生理上有问题，只是暗暗分析这孩子被母亲打坏了脑袋。

79年夏天，也是他回四川后过的第一个夏天，依旧在读小学四年级的他，放学后随同学去金沙江边玩，在新疆从没见过河流，看到同学戏水，也忍不住脱了裤子下去，便再也没有活着上岸。几小时后，他父母赶到出事现场，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终以10元人民币的劳务费成交，请人将孩子的尸体捞上岸。据在现场的人说，那捞尸体的人连裤子也没换，只是挽起了裤腿，没走几步就拖起了那孩子的尸体。人们估计，那地方水并不深，是因为水下有藻类缠住了他的脚，他紧张挣扎导致最后在不到1米深的水中溺亡。

中年丧子，人间最大的悲剧之一。经历这后，文经理、文太太不再打架，连吵架都鲜有所闻。

我奶奶总说，人不可以太“作”，太“作”必遭报应。我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作”是哪个字，相信是“作孽”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