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住户，按来历应分为两大系，一是彭氏家族，院子的“原住民”，再是卫生系统不知道何种方式取得了马家及彭家宅子的部分产权，将马家宅子里的住户合并到彭家宅子里，熊家滕家马家和我家是这个大系的。彭家第二代姐弟三人，在院里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老二是女的，嫁给苏姓江苏人，建立了“苏家”。

彭爷爷，姑且算是彭家的第一代吧，大家都这么尊称他，苏家的外公，应该是这院子原拥有者的嫡系。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他已经老迈龙钟，最开始的时候，他还偶尔和我爷爷一起去茶馆喝茶，后来因身体原因，极少外出，多数时间坐在院子正堂的太师椅上，一手持烟杆，一手翻些线装书。他身上有颇重的乡绅味，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这位经历过清朝民国共和国三朝老人，似乎一直让自己与现实保持足够的距离，绝不过问时政。彭爷爷去世时，我爷爷与我父亲一起，用安徽传统的方式在合棺材前向遗体鞠躬告别，是我今生见过的第一次。

彭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小脚，不识字。她一直是四川老人传统的装束，冬天，总戴着镶有玉石的帽子（是帽子吗？电影上地主婆戴的那），穿着黑色的对襟棉袄，永不卸下的围裙下总有一个暖和的烘篮，我们一群孩子，无论是做作业后还是游戏后觉得手冷，总去那取暖。她在自己房间门后挂着一种叫“金毛狗”的东西（后考证，为一种蕨类植物的根，农民将其挖出后，将茎剪为四脚状，使其看起来象玩具狗），院子里任何人有创伤流血，便去找她拔几根“金毛”敷在伤口上止血，有效又方便。（当然，如果创口过大流血不止，就来找我母亲用西医的方案解决。）

彭爷爷彭奶奶身体尚健康时，他们的子女已经为他们准备好棺材，放在院子正堂的一侧，据说这是四川传统的避邪风俗之一，被叫着“寿材”。直到今天我依旧对这风俗有双重理解：积极地看——“死神，来吧！我们不怕你，我们啥都准备好了；消极地看：我们就等你死神来把人拽走了。”

二位老人的葬礼，都是按当地的传统风俗操办的，那些规矩恐怕现今已很难再延续，比如出殡的时候用一付巨大的木架子抬棺材，起驾前先杀一只大公鸡等等。

苏家的男主人是江苏扬州一带的人，在外贸公司工作，他对政治不是那么热衷，相反，按今天的说法，多少有些小资：头发梳理总是保持着整齐光鲜，皮鞋总是一尘不染，裤线总是笔直，抽烟不多但总是流行的高级品牌，下班回家养金鱼拾掇花花草草，绝不和滕家袁家马家这样的社会底层家庭往来。

苏家的女主人在百货公司工作，是个不温不火的人，由于身体较胖，高血压等疾病一直折磨着她。

苏家子女一女二男。老大是女的，比我大十岁左右。我进入小学前，她唯一获准能把我带出院子去玩的邻居。高中毕业后，她经历了短暂的上山下乡再教育，回城后到工厂做车工（现在这厂还在，更名为有限公司，她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她喜欢我更胜于喜欢她自己的两个亲弟弟，当上车工后，要检验自己手艺的小制作，总是给我的礼物，包括精致的全金属小榔头，木制的和金属的空竹——我是和平街里唯一会玩空竹的孩子，那技术是在成都生活时向表哥学的。

苏家的长男活跃聪惠，重庆建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后工任教，据说在军事供油方面颇有些造诣，这是我们都搬离和平街后的事情了。当年，他除了功课不错外，还自学小提琴，练习的时间没有袁家老七那么多，但起码人们能听到一首首完整的乐句或曲目，无师自通到这个程度，邻里们已经能认同了，没有人再去评价他的指法弓法和天赋了。

苏家最小的孩子比我大三岁，性格长相和他哥哥几乎没有共同点：为人好表现，处事讲形式讲面子。他后来的情况比他的姐姐哥哥都差些：顶替他爹去了外贸公司，后来承包了一个部门或机构，最后因经营不善失败，这都是后来展转传到我耳朵里的小道消息，未经证实。

在我家搬离和平街后不久，苏家也搬去了外贸公司的宿舍。我最后一次踏进和平街院子，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苏家的人，很是遗憾。在我的童年时光里，苏家的院子是我的游乐天堂，放学做完作业后立刻跑去那里：捉苍蝇喂蚂蚁捕老鼠，观察金鱼产籽孵化，触摸绽放的大丽花栀子话茉莉花昙花……院子里的孩子，似乎就我一人有这串门的特权，我总去苏家，不仅那里的花鸟鱼虫，还有一丝难得的宁静——没有明显的贫穷困扰和政治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