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肚”家很容易被院子里的人遗忘。

“彭大肚”是苏家女主人的大哥，由于肥胖，总挺着个大肚子，当时国人中的胖子还寥寥无几，大家都叫他“彭大肚”，最开始他有些不情愿接受这绰号，尤其是孩子们这么称呼，后来叫多了也就接受下来了。

“彭大肚”家是后院的一间偏房，一张方桌四条板凳一张床一个写字台，是全部家具——数量上少于赤贫的马奶奶。七十年代中期，苏家在后院的两边各搭了一小间房，“彭大肚”占得一间，但家具没有任何增加。

“彭大肚”也在运输社工作，和滕家女主人及马伯伯同一单位，唯一不同的是他是那的白领——财务。文革后期，因贪污公款被锒铛入狱几年。释放后，本来话语不多的他，变得更沉默了。

“彭大肚”的老婆是郊区农民，不知道啥原因，她一直没和“彭大肚”住一起，继续在郊区种菜。偶尔她来院子，总是一副完全的农妇装束，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

彭爷爷彭奶奶去世后，坟都就安顿在离大媳妇家不远——恐怕只有这时候，城市里的人们才会想起乡下的亲戚。每年清明，我都和苏家彭家一起去扫墓，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郊游，除了能爬上山冈看大人们做祭祀活动外，还能深入“彭大肚”老婆家看看农村的真实生活——那是个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的农家院落，晾晒着自制的挂面粉条，鸡鸭鹅猪牛数量虽然不多，但个个悠然自得，更不会忘记的是她做的凉面，味道比任何餐厅饭店的好万倍。

“彭大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彭大肚”生活而小儿子则跟着他妈在郊区。不同的生活环境让兄弟两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两人也谈不上任何的兄弟情谊，甚至彼此间不太说话。

“彭大肚”的大儿子脸上有几粒麻子，他的名字中有个“九”字，大家赠给他绰号“九麻子”。他生于五十年代中期，是个非常简单的人，我小时候他总喜欢逗我，却常常有意无意地把我弄痛弄哭，以至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直到我进入小学后才慢慢消失。“九麻子”经过了漫长的知青生活，下乡期间，所在的公社及生产队的人不时来家里吃喝和索要东西，如果“彭大肚”真的有贪污行为，想必是需要更多的钱，把他儿子尽早弄回城。“九麻子”后来终于回城了，在茶叶厂里做工人，依旧保持着他的简单，乐呵呵的，不时高亢地左着嗓子喊几句歌，往往一句一天能喊上好几十遍，而且要持续好几个星期。

“彭大肚”的小儿子则完全不能算院子里的人，即便是偶尔来院子，和所有的人包括他父亲都没啥话好讲，唯一的一点和他哥哥一样：乐观，也许人已经在农村了，没有下乡的烦恼也没有回城的希翼，更没有升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