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是院子里唯一与我家发生过正面冲突的一家，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夏家夫妇是左派，而我家是右派。

夏家住在院子右侧的门房，与彭家的结构完全一样，只是门对门。两家的厨房都在进门过道的左侧，过道的右侧是夏家放置水缸煤炭的地方，从多圈多占地盘也能看出几分夏家的霸道。

夏家的男主人是农业学校的教师，个头不高体态微胖，说话时慢条斯理，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朝上翻，与电视剧中《四世同堂》里的冠晓荷不仅形似，更有几分神似。关于夏先生的一个典型的场面是：夏天下班后晚饭前，赤裸着上身，大裤衩皮凉鞋，双手叉腰站在院子的石阶上，大声宣讲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新的丰硕成果，不停地整理着自己的两块瓦头发，配合着那双上翻的眼睛。没有听众，他在乎的只是表演给我们家看，炫耀着自己的光荣伟大正确。

迈入自己家门后，他啥也不是——夏家的女主人是家里绝对的权威，她是卫生局的出纳，早年因乳腺癌做过手术，面容削瘦双眼深陷，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但丝毫不影响她的彪悍，任何影响她利益的事情，哪怕只有芝麻大小，她会立刻毫不犹豫地翻脸。

夏家的宠物是只黄猫，对老鼠从不感兴趣但特高产，每年至少三窝崽子，一窝常多达七八只之多。有时候，猫二天没回家，它的女主人便认定是被绑架拐骗，沿街一阵又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叫骂，声嘶力竭。戏剧的是，这招屡试不爽，连续三五天的骂街后，那猫踱着自己的步子回家了！也许真有人绑架了它，但忍受不了那女人一轮又一轮的凌辱而放弃，也许那猫只是去某个地方幽会休假几天而已。

（这只猫还有个传奇故事。一年，它身患严重疥疮，主人也无意医治，决定抛弃在离和平街好几里路外的河滩，不料几周后，它竟然自己回来了，身上的病也痊愈了。）

黄猫最终还是失踪了，要么是真的被谁绑架走了，要么是死在了某个地方。出纳叫骂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后来夏家又请来一只母猫，花皮的，经管依然不抓老鼠，但受宠爱的程度，远不及前任。

我家搬离和平街前不久，夏家因为宜宾泸州行政区划分离而举家搬去泸州。后来零星传来些关于夏家女主人的消息，据说她后来罹患老年痴呆症，严重到忘记关闭煤气灶具、不认识回家的路、不会使用钥匙开门。

“坏事情做太多！”家母这辈子唯一一次用如此语言评论别人的病患。家人不愿意诉说她究竟做过些啥，我们不愿意让他们再回忆那些痛苦的岁月。

夏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长子生于五十年代中后期，次子生与六十年代中前期，他的年龄介于我和电焊工人儿子之间。

夏家长子个头高挑，面目清秀，性格文静。他在学校的成绩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一直坚持自学绘画，从素描静物到临摹水彩风景，这一爱好后来变成了他的特长，得以在文化馆谋得一差事，一直到现在。他后来娶了街坊的一女孩为妻，但婚姻没持续多久便破裂，离婚的事情一度闹得沸沸洋洋。

夏家的次子和我及电焊工人的儿子同属一个年龄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理说容易成为玩伴，但事实并非这样，由于他彪悍母亲的过度溺爱，他从争强好胜发展到专横跋扈，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动辄翻脸耍泼，自然与其他的孩子玩不到一起去。在学校里一个人玩，放学后也没朋友。偶尔哥哥实在看不下去或忍无可忍，稍有微词，便立刻招致他的哭声震天满地打滚，甚至拳脚交加的报复。此君后来考上一所统计专业的中专，从此音讯全无。

夏家还有位不能不提的角色：保姆。李姓老太，据说是夏家长子出生前后请来的帮佣，经过十来年的时间，她已经完全融入夏家，成为夏家的正式成员。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庭情况，从未有亲戚子女来走探视，她也从不回自己的老家，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老保姆晚年由于牙齿全部掉光而下巴外突出嘴唇内陷，也饱受青光眼的折磨，处于半瞎状态。她去世应该是在一九七八年前后，按理我当时已经完全能记事，但现在想不起这事的任何细节，有一点可以肯定，夏家以最高的效率处理了她的后事。

我的家人对这个老保姆很不感冒，前面提到那唯一一次正面的邻里冲突，就是缘于她的挑衅。这位在左派家庭帮佣的老女人，从环境中领会到了左派的精华：只有比左派更左，才能被左派认可接纳。所以，在如何对付我们这样的右派家庭上，她惟恐自己落后。

六十年代末期，家父刚从牛棚释放回家，三叔因其他问题逃亡遭到全国通缉，此刻，老保姆不知从哪里得到此消息，便异常兴奋地担任起监视我家的光荣任务。家父的一个朋友，也刚从牛棚释放，装着一肚子的苦水跑来我家倾诉，不想出门便被便衣警察铐去派出所，验证身份后才被释放。原来，李姓老保姆不顾自己青光眼，模糊中看到我家来客人，来不及做任何了解便直接去邀功请赏了——此次风波后，警察也没有再委托她做眼线，她也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这重任——做革命工作，光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是不够的。

从我开始懂事起到夏家迁去泸州，这家人对我们家的态度颇有戏剧色彩。整个文革期间，他们认真地扮演着监视的角色，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后，也许有内疚的因素存在，夏家夫妇及老保姆一直回避着任何与我们家成员的目光交汇，担心着我的家人任何形式的报复，宣讲丰硕成果演变到声辩自己也是受害人，音量也自然变小了许多。用这种方式来规避自己可能遭到的报复，只能让人们觉得事情更加幼稚可笑——报复他们没有必要，如果连惟恐出力不够的打手都成为受害人，那还有加害者吗？但轻轻说声宽容他们理解他们，实非易事。

农校的教师依旧隔三差五地站在院子台阶上宣讲着，只是把造反派的最新成果变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王张江姚如何迫害毛主席图谋篡党夺权，他已经习惯做这义工，虽然依旧没有听众，只是自己的形象和冠晓荷更接近了。